斯大林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所有目标，但并不能说明他没有取得成功。众多人被错误逮捕的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斯大林当时真是使用了他为发展经济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苏联大多数公共事业部门的管理混乱，政策被强制推行。倘若不能达到目标，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制定数量指标，也是“一五计划”期间管理工业增长率的方法。同时，国家也按照这种方法指导农业集体化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管理体系运作的前提是必须给低层次的官员精确的数量指标。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成员们深知，各地报上来的信息在到达他们这里后，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信的。可以说，信息误报是苏维埃制度的一个基本缺陷。正如工业生产中的浪费一样，肃反运动中无畏的人员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能够消灭大多数可能给其带来威胁、并令其不满意的人，实现其最终目标，斯大林就不会对他所造成的混乱心怀歉疚。
斯大林清除了每个机构中的仇敌，成了这个国家的专政者，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将其约束。肃反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利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斯大林把自己变成苏联当局无懈可击的人，建立了最个人化的独裁政治。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相比，他总是那个最接近全面专制的人。他统治着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可以约束他。斯大林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过，他也毫无征兆地干涉国家的小事情，并通过这个手段，让各部门的领导人尝试着去预测他的愿望。而且，国家还使民众保持一种屈从恭顺的状态，这让人们感到非常不快。每个机关和团体都要按照中央政治当局的要求行事。斯大林通过肃反运动，稳定了其专制统治及其组织机构，一党制国家的控制无处不在，无人不晓，根本无法抗拒。
但是，斯大林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确保人们普遍主动地服从他的命令，因此，他算不上传统意义上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排除异己，但是，每当遇到那些为其憎恶的破坏苏维埃制度的非正式实践，他都不能成功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同在一块肥皂上擦火柴，毫无办法。
同时，尚有很多因素对斯大林的统治形成限制。1937年，斯大林告诉党的中央委员会，他打算铲除苏联的政治庇护网。但是，受庇护的组织和团体还是挺了过来，苏联政治中仍然存在庇护现象。在很多地方，这些庇护网都建立在家庭和部落的基础上。当地领导党、苏维埃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官员中，也存在这类“团伙”。阻碍苏联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国家权力垂直系统的障碍依然存在。30年代晚期，很多官员得到了提升，但无论他们有多么崇拜斯大林，都意识到，在给莫斯科写信时一定要保持小心翼翼来自下层的信息错位，也为当地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自我保护。在新经济政策下，新闻出版机构、司法机构和市场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地方性的政治体系。但1928年以后，如果他们还算有一点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更是少得可怜。1938年之后，形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斯大林的朋党们并未在所需精确度范围内了解所有的事情，被提拔的官员热衷于享受他们的特权，斯大林不能永远只依赖恐怖措施，必须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
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有清晰的看法。他刻意将年轻同志和工人阶级的同志们提拔至高位，培养新的一代来取代十月革命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并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而在法国和英国，年老的一代是不愿意放弃权力的。[7]将年轻人提拔到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上，是斯大林长期以来的目标，现在，却通过最残忍的方式实现了。在肃反运动接近尾声时，他力图将被提拔者留在自己的阵营中，各等级的额外待遇和特权也被保留了下来，等级越高，回报也就越多。通过这种收买，斯大林将他们诱至纷繁复杂的谋杀中。进行政治清洗的行政官员们，固定地拥有比其他人多的收入，也能够得到其余社会成员不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即使他们实际不能接替前人的职位，但必定会拥有自己的公寓、别墅、绘画作品、地毯和钢琴，能够雇用属于自己的家庭教师、私人司机和保姆。因此，被提拔的官员属于特权精英阶层。
有些官员仍然担心斯大林可能会重新开始肃反运动，因此，斯大林希望能够让他们镇静下来，不再持有这种想法。1939年在庆祝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时，他在总结报告中谈到了下面这个主题。斯大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