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夫妇决定就娜佳的精神状态咨询国外的医学专家。自从1922年《拉巴洛条约》签订后，苏联的精英们到德国求医或泡温泉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但斯大林是少有的几个藐视这种特权的人。他既不喜欢外国，也不信任他们的医生，故从未考虑到国外去接受医疗。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Chicherin）指责他说：“斯大林，如果你打算改变外貌，在某段时间内带着一个真诚的而非有偏见的翻译到国外走一圈，该有多好啊！那样，你就会看到现实。”[6]但是，他赞成娜佳出国治病。他和娜佳本人一样，都急切地希望她能够尽快治愈。然而，即使她出国，也要经过高层的批准。从1930年4月到7月，组织局和书记处都在处理她的请求。在莫斯科的医生的支持下，政治局允许她在德国待一个月。最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I·N·斯米尔诺夫在同意书上签了字。[7]斯大林还安排娜佳通过外交邮件来向他发送私人信件。[8]在前往德国的途中，娜佳见到了她的哥哥帕维尔（Pavel）和嫂子叶甫根尼娅（Yevgenia）。在德国看过医生后，娜佳就及时回国了，因为这时候已是9月份，工业学院的新学期已经开始了。[9]
娜佳就诊的病历已经丢失[10]，但据她的侄女基拉·阿利卢耶娃（KiraAllilueva）说，经诊断，她所患的病是颅缝融合症。[11]约瑟夫充满深情地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其实，在她去国外看病期间及其后，他利用他们这么多年发展起来的情感代号，给她写了很多特殊的信件，其中包含很多像“深深地吻你很多遍”这样的词语。[12]
然而，从德国回来后，娜佳的健康状况没有一点改观。1932年，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好像有什么症状，便向苏联的医生求助，想听听他们的建议。医生们提出，腹部症状应该源于她近期的一次堕胎。[13]经过医学检查后，原本计划进行的外科手术似乎被推迟了，这是她向克里姆林宫的女佣亚历山德拉·科尔恰金娜（AlexandraKorchagina）私下透露的。[14]娜佳仍然像以前那样烦躁，虽然她没有试图进一步摆脱她的丈夫，但他们的婚姻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约瑟夫几乎不关心她。有一段时间，约瑟夫及其宣传家们起劲地吹捧电影的重要性，他打起精神，带娜佳去看电影。如果他不与那些粗俗的同志们喝酒，就会继续与妇女们调情。孩子们也不能给娜佳带来些许慰藉。她对他们要求严格，没有像其他家庭那样正常地去给他们爱的拥抱。只有他们要离开时，约瑟夫和娜佳才会恢复他们的慈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期望给予丈夫最大限度的心理支持的过程中却不能指望他的回报，的确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娜佳对他的帮助，不仅仅限于家庭事务，还有政治事务。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娜佳与其挚友布哈林一样，都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其实，她作为一个妻子，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其丈夫的政治地位。1931年5月2日，她就工业学院发生的事件写信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并宣称，斯大林禁止训练右翼“技术专家”的命令正被工业学院忽视。但她坚称，同学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应当将这封信销毁。[15]为了支持国家统治集团的路线，她不惜告发工业学院的人。
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及其与约瑟夫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使她到了爆发的边缘，唯一让人吃惊的是，没有人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娜佳的密友，如现在嫁给了安德烈·安德列耶夫的塔玛拉·哈扎诺娃（TamaraKhazanova）和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仁娜（PolinaZhemchuzhina），虽然了解她的遭遇，但没有理解她痛苦的程度。娜佳感到相当孤独，还发现某些社会状况让人十分不安。每当斯大林与他的亲信及其妻子们聚会的时候，娜佳就会陷入悲伤中。苏联的统治集团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为庆祝十月革命，每到11月7日，他们就会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克里姆林宫的公寓中吃晚饭（1918年，人民委员会采用了格鲁吉亚历法，将日期向后推了13天，因此，改变了十月革命发生的月份）。每每此时，他们总会喝过头，并粗鲁地开玩笑。1932年的这一天，娜佳特意打扮了一番，以使自己看起来最好看，但这对斯大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到了深夜，他便与苏波战争期间为其服务的亚历山大·叶戈罗夫（AlxanderYegorov）的妻子相互调情。娜塔莉亚·叶戈罗娃（NatalyaYegorova）当时身着一件迷人的连衣裙，举手投足间都在卖弄风情。约瑟夫在众目睽睽之下粗鲁地玩起了把戏，即把一小块面包团揉成小球，然后轻轻弹向她。娜佳看到后，醋意大发，气冲冲地离开了聚会。目击者都对此不屑一顾，将她的离开归因于“吉普赛血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