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红军中普遍存在对“农民问题”的厌恶。既然武装力量正在把官方的农业政策强加到农民头上，那这就是令人担心的理由。广大士兵对集体农庄恨之入骨，军队中谣言四起。1930年，莫斯科军区到处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伏罗希洛夫把斯大林杀害了。[32]这个故事的含义显而易见，即他们渴望方针政策的改变。斯大林在把自己视为剧烈变革主角的过程中，也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
在苏联，每个权力阶层中都存在着不满情绪，地方上的官员们对斯大林不可预见的性格和暴力倾向的担心日益增加。虽然这类官员在“一五计划”执行中比在新经济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要大，但对于斯大林为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而继续向他们施压的行为感到不满。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一直是“一五计划”的领导机关，由于国家将私人经济部门转为国家所有，以及苏联经济的整体发展，地方党的领导人们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责任。很多官员为克里姆林宫强加的生产指标烦恼不已，对各自管辖区域内的不满情绪了如指掌，他们渴望出现一个整顿期，而不是持续的高速转变。各省和莫斯科几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都同样对政治局和斯大林的动向感到心神不定。苏维埃国家虽然从“一五计划”的各项政策中获益良多，但不能一味地全盘接受高层传达下来的任何政策。
在党和政府高层官员之下，尚有数百万不满于现状的老百姓，还有千千万万的反对者等待着斯大林的垮台。在布尔什维主义阵营之外，有更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和宪法民主主义者停止了政治活动，但他们希望条件成熟时卷土重来。内战期间遭到压迫的乌克兰斗争派、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和阿塞拜疆穆萨瓦特党及很多其他的民族党就是这类政党。此外，很多惨遭布尔什维克党迫害的神父和拉比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后，虽然多达300万的人民移居他乡，但仍有大量以前的贵族、银行家、企业主、地主和店主，继续期待着苏维埃国家的解体。
连年的国家暴力和人民生活困难，加深了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愤怒的蓄积。富农及其支持者们或被杀害，或被流放，各企业的经理及其他专家受到迫害，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遭受牢狱之灾，宗教领袖亦被残害。莫斯科和各省组织的不公正审判，劳动营系统控制着百万罪犯。北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驻扎着很多非自愿的移民，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并不比监狱好。敌视政权者，并不仅限于那些遭到逮捕或驱逐的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尤其是饥荒地区的农民，对政府强加给农村的农业制度厌恶透顶。当局没有实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诺言，搞得工人不胜其烦。即使在那些政治和经济领域新提拔的行政人员中，也有痛恨该政权的人。很多人饱受苏维埃制度中惩罚性、进攻性的工作方法的折磨，他们也支持任何一场运动来反对斯大林。
这并非官方的宣传家们所呈现出来的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苏联政治条件下，没有外在的原因能使斯大林感到不安全，这一观点成为当时的标准看法。然而，斯大林的专政会受到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如果给予他们机会，社会中的重要阶层将会取代他们。斯大林已经数次赢得胜利，他唆使布尔什维克党在高速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使用大规模镇压的方法，并强制人们实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不断折磨前党内反对派，成为实际上的专政者。即便如此，他和同伴们不乏支持者。革命性的转变激发了广大共青团员和年轻的积极分子们的热情。文化战线上的积极分子们对扫盲运动非常赞赏，军人们对增强武装力量的做法非常喜爱。当西方国家的经济因受到华尔街股市大崩盘而陷于混乱时，苏联的工业却取得了巨大进步。
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斯大林及其统治将无以维继。然而，这种支持是否胜过国家和社会中对他们的敌视，还不清楚。目前来说，还没有人能挑战斯大林，他已经达到了其梦寐以求的权力顶峰。但是，权力顶峰毫无遮蔽，斯大林是否会为这种地位付出代价，尚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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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局的成员中，布哈林在这方面是个例外。
[2] W.Taubman,Khrushchev:TheManandHisEra,p.63.
[3] TakgovorilKaganovich,pp.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