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蒋介石又老方一帖，诌了六句口号与他的“同志们”共勉：“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2]
3月15日，也就是蒋介石提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台湾方面对这则评论惊恐万状，“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3]23日，国民党中常会被迫对国民党员离台实行管制。4月14日，台湾“行政院”又颁布《限制发给出国护照办法》，禁止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严格管理官员的公出离境。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历时一年多建立的立体防线在一天内便被尽数摧毁。30日，海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损失3万余人，其余数万残兵仓皇逃回台湾。蒋介石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被迫收缩战线，将盘踞舟山群岛的10余万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退至台湾。5月18日，舟山群岛获得解放。此时，解放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了30个军用机场，400余架战机随即进驻沿海各地。人民海军也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起航出击。5月16日，蒋介石发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为部下壮胆。他先将一系列的溃败粉饰成有计划的“转进”：“中正复职之初，国家正在存亡危急的时候，为了要恢复中华民国拯救大陆上水深火热的全体同胞，故对于军国大事，不能不确定一个根本大计，来讨论我们讨共复国的使命。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这样我们国家就无复兴的希望，而全国人民亦无翻身自由，重见光明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担负复国救民责任的政府，决不忍出此的。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地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第一步计划完全实现了。”接着，蒋介石又吹嘘道：“现在兵力集中以后，当然台湾的兵力更加充足了，台湾的防卫亦更加强固了，对于‘共匪’进攻台湾的军事冒险，我们已有将他彻底歼灭的把握，使之片甲不返。总结一句话，今后台湾之地必可立于不败之地。我想你们至此必要问我，究竟你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大陆，来救你们同胞？我可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4]
在书告中，蒋介石将“反攻”成功的期限延长了两年。对于他来说，这实在是情不得已的下策。既定方针的变动，对提高国民党的士气不仅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使人们对国民党上层的决策充满了疑虑和不安。
根据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确定的期限，“反攻”最迟不得超过1951年5月。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电示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我沿海驻军随即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对重点地区和岛屿的防守。台湾当局眼见着沾不了半点便宜，被迫停止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避免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压迫台湾当局承诺不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海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蒋介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明定“反攻”时间表，无异于自取其辱。于是，他悄悄放下鼓吹的法螺，转而加紧设计“反攻”方案，做些纸上谈兵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