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的讲话，表明美国政府已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这无疑使蒋介石陷入了极为孤立的境地。后来，台湾官方出版的书中认为这个时期是国民党“外交史上最黯淡的一个时期”。
争取“外交”生存
蒋介石知道美援是挽救危局的唯一法宝，所以尽管他在私下里对这个“盟友”的背信弃义恨得咬牙切齿，但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尊严，与美国搞好关系。为此，他一方面拼命给岛内的人民与残兵败将打气，说什么：“现在有许多人以为美援不来，我们在台湾就没有办法，但据我的经验，这三年以来（1947—1950），我们有了美援，反而招致失败；而美援愈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失败愈惨重的时候。因此我告诉大家，我们要求反共战争的真正成功，一定要等到美援完全断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力更生的决心，都有了独立作战的准备，才能达到目的。”又说：“今天我们的领土虽然缩小到台湾一省，但是土地物产条件，仍然优越，尤其海空军的力量，更是当时俄土地革命时期所罕见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依赖美援呢？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自己没有把握来保卫台湾呢？大家如果真是黄帝的子孙，真是总理的信徒，就要有这样独立自强、孤军奋斗的精神与气魄，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世界。”[72]但另一方面，他又派人四处活动，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试图争取美国的重新支持。
杜鲁门
首先，蒋介石希望借助美国共和党的势力来压迫执政的民主党改变对台政策。他认为“民主党向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欧洲第一。无论什么事情，不分轻重缓急，一律以欧洲为先。现在要阻止苏联的侵略，当然也要置其重点于欧洲，而把亚洲的防共完全放弃，置之不理。共和党的政策则不然，在共和党的目光中，一向是欧亚并重，自从苏联在中国无限制扩张以来，共和党人士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企图唤起政府的注意”[73]。事实上，共和党在浓厚的派性指使下，对民主党的对台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确帮了蒋介石的大忙。1949年6月，共和党议员诺兰纠集21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杜鲁门，向白宫施加公开的政治压力，敦促其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将不考虑承认可能在大陆掌权的“中共政权”。他们声称任何承认中共政权的举动与美国反共的立场都是不相容的。一些议员给杜鲁门写信，反对承认新中国，并将此与美国政府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联系在一起。还有的议员甚至认为，承认中共就是对美国神圣的宗教信仰的“致命打击”。
其次，蒋介石希望借助美国军方的鹰派势力改变美国国务院的既定对台政策。美国国内一贯坚持重视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军方人士就是五星将军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认为太平洋地区幅员辽阔，“远比濒临死亡的欧洲体系重要”，具有众多人口的亚洲“将决定世界下一个万年的历史进程”。[74]他一直认为美国政府对亚洲的发展缺乏战略眼光，对台湾的战略价值估计不足，对国民党的支持不力。他甚至在1949年秋，就向杜鲁门建议通过向蒋介石增加援助的办法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当他得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麦克唐纳提议美国政府向台湾派出军事顾问组和扩大经援规模时，也要求华盛顿同意美国远东空军派参谋小组去台湾。国务院对此不同意，并已在协商后让陆军部告知麦克阿瑟。可是麦克唐纳竟然已经在私下同台湾当局作了接待的安排，使得国务院只得接受既成事实。[75]麦克阿瑟还于12月上旬在东京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和陆军部副部长特雷西·沃里斯，以促进美国对台湾派遣顾问，“帮助组建国民党的防务”。对白宫和国务院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这位军方的最高领导是一位有政治野心的军人，曾担任过孔祥熙的律师，与蒋介石的私交甚好。他一直觊觎美国总统宝座，对艾奇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显赫影响耿耿于怀，所以非常希望在对华政策方面与这位国务卿较量一番。1949年7月份，他曾授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台湾说成是“对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副国务卿巴特沃斯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获得杜鲁门的“偏袒”时，这位傲慢的政客竟然拒绝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