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建立军校，提高官兵素质。蒋介石以办军校起家，知道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利用师生关系笼络人心，又可改变“国军的一般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状况。退台后，国民党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相继开办了“国防大学”、“三军联合参谋大学”、“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海军指挥参谋大学”、“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国防医学院”、“陆军理工学院”、“宪兵学校”以及陆、海、空三军各兵种的士官学校和专门技术学校。其中最重要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原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原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只要有可能，蒋介石总是非常乐意摆出一副领袖的样子去军校给学生做演讲或参加毕业典礼。
蒋经国紧跟其父，以青年导师自居。1950年9月，他命令王升等人草拟政工干校建校计划，随后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冈选址动工。1951年7月，学校建成招生，先后由胡伟克和王永树任校长，实权则掌握在教育长王升手中。在蒋经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还曾在校内设立“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由蒋经国亲自坐镇视事。该校学生毕业后，进入军队，与原来的军中政工人员结成一体，奉王升为龙头，以政工干校为大本营，成为蒋经国控制军队的耳目。
第六，重用日本战犯，帮助训练军队。蒋介石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曾在驻新潟县高田市的野炮兵第13师团第19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这段在异国服役的军旅生涯，使蒋介石对日本士兵的纪律和军事素养由衷地感到佩服。
1949年5月，蒋介石派曹士澄到日本，探寻有助于国民党政府的机会。曹士澄认为可以有计划地召集日本正规官兵，并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蒋介石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兴趣，他希望这个尚在计划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在办理军事训练之外，还能兼理作战计划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对于人数、兵种、兵科、学历、健康等条件都作了详细的指示。曹士澄随即带着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亲笔函飞抵日本。冈村宁次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答应帮忙。他找来原第一军司令澄田睬四郎大将、原第五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小笠原清中佐共商对策，并物色人选。经过挑选，最终组成了一个19人的军事顾问团，由前日本陆军驻广东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为团长。顾问团的每一个人都有化名，富田直亮保存原名中的亮字，以白为姓，取名“白鸿亮”。因为团长姓白，所以知情人都称呼这个顾问团为“白团”。
10月，顾问团成员在东京高轮一家小旅馆秘密签约，并听取曹士澄说明各种保密规定、行动暗号与联络方法。合同规定每人月薪3万日元，出发前还可领到安家费8万日元。11月，白鸿亮、林光（荒武国光）冒充盟军总部情报员的身份，搭乘飞机先到香港再转台湾。其余的17人也先后冒充船员，从香港绕道台湾。到达台湾后，“白团”成员被送到北投，安置在一家叫“偕行社”的日式宿舍中。每个人都拿到保安司令部为他们准备的假身份证，并且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圆山军官训练团”。
1950年秋天，美援武器逐一抵达，蒋介石急需训练大批军事骨干，以完成换装工作。于是，又请来了10名日本军官。1951年，国民党方面再次将54名日本军官偷渡到台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白团”人员在台湾以“覆面部队”的面目存在，从来不敢张扬。一直到1952年“中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他们才得到以各种名义申请的护照。如岩坪博彦（江秀坪）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研究员”的名义获准申请，大桥策郎（乔本）以“凤梨工厂顾问”的名义获准申请。
“白团”在台湾的活动受到陈诚和孙立人的强烈反对。其他国民党将领中也私下抱怨怎么可以请败军之将来训练部队呢？蒋介石听到以后很生气他说：“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同我们经过八年战争，过去他们侵略我们，做过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还要请他们来做教官，教训我们，实在使人不能悦服。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念呢？如果有，那就是一种极大的错误。”1950年6月27日，蒋介石在主持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再次公开为“白团”人员讲好话：“你们这次受了日本教官的训练应该要学习他们的几种精神：（1）负责的精神；（2）服从的精神；（3）服务的精神；（4）牺牲的精神；（5）创造的精神；（6）守法的精神。”[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