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团筹组原则”规定，“救国团”的工作分为“反攻”前、“反攻”时和“光复”后三种。“反攻”前，团员要参加各种训练，主要是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还要从事社会服务，协助文化宣传，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劳军、从军运动等；“反攻”时，团员要协助军队担任运输、救护、情报、通讯、组训民众、维护社会秩序等；“光复”后，则要协助“政府”从事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及各项“建国复兴”工作。由于国民党的“反攻”和“光复”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救国团”的实际工作仅限于“反攻”前，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
所谓政治训练，就是实施反动思想教育，加强学生“反共抗俄”的决心和意志。其方法多种多样，如限定范围要学生作周记汇报思想动态，或针对某些政治事件对学生作时事测验，或组织青年座谈会、学术演讲会，让学生切磋反动理论，等等。所谓军事训练，就是利用假期对学生进行军事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和适应战时生活的能力。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和实施“文武合一教育”，各师范院校在1951年即对学生进行军训。1952年，国民党在检讨大陆教育失败的原因时感到放弃学生军训是一大失误，认为通过军训，可以把学校当作军营，把学生当作士兵加以管理与控制。学生在学校完成新兵训练任务，也满足了军事上的要求。8月，国民党又规定台湾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都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预备军官训练。8月20日，首批大专院校1105人入营。9月11日，蒋介石亲往训话：“这次大专毕业学生预备军官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军制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新纪元。在‘反共’救国复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正艰难进行的现阶段，我们不顾物质条件的困难，而毅然作此重大的政治措施，其目的和精神之所在，是值得我们每个爱国的青年深切体念和欣幸的一件事。”他又说：“这次学生普遍军训的恢复，和预备军官教育制度的实施，是在针对以往大陆惨痛的教训，求得教育的彻底改造，打破知识离开战斗，士大夫阶层不服兵役，视享受特权逃避责任为荣耀的劣根性，及落伍性，以建立教育与国防合一的永久基础；和恢复我国固有的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以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从军是青年爱国的唯一途径，参加军训更是青年献身革命的具体表现。”[32]因此，谁敢抵制军训就是“不爱国”，就是“反革命”。凡未参加过军训的毕业生，在就业、留学等各方面都将受到阻碍。
蒋氏父子
1953年，台湾当局颁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和《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办法》，进而规定高中学生也须在校内接受军训。在各级学校中，大专院校设立训育委员会、训导会议和训导处，训导处设训导长或训导主任一名，下辖生活管理组、课外指导组、体育卫生组；中学设立训育指导委员会和训导处，训导处设训导主任一名，下辖训育组、管理组。训导人员均需经过严格甄别，除生活管理组组长及成员由军训教官担任外，其余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对于立国基本之三民主义有坚定信仰，兼有行动表现者”。训导工作由“救国团”统一负责，训导部门负责学生的考核、管理工作，监视学生的思想动向，甚至监视老师。有时教育厅想变更学校人事，也需先向“救国团”打招呼。台湾几所著名中学，如成功中学、建国中学等，其校长都出自“救国团”系统，若是想在此类中学谋一教职，必须要走“团”的路线。
“救国团”军训学生的花样很多，每到暑假，即组织高中以上学生到各种“战训队”中学习。“战训队”分骏马队、滑翔队、驾驶队、无线电通讯队、救护队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陆海空三军每个兵种都必须设立若干“战训队”，学生入队后便并入军中，与士兵共同生活，共同操练。对于这种一年一度的军训，蒋军将领们颇有怨言，认为耗费人力物力太多，得不偿失；还认为每年学生到军中“训练”一次，各种军事设施随其参观，各种武器任其使用，军队实在不堪其扰。
除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之外，“救国团”还到处插手，成立了青年写作协会、幼狮月刊社、幼狮通讯社、幼狮广播电台、幼狮出版公司，甚至办了一些工矿企业。该团还曾举办军中服务、农村服务、社会调查，并发动“建舰复仇运动”、“从军报国运动”等多项反动活动。蒋介石在“救国团”三周年（1955）、五周年（1957）和十一周年（1963）的成立纪念日发表了所谓的“特颁训词”。蒋说：“从前大陆上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青年本身对主义、对国家、对领袖，失去他坚定的信仰……现在你们的步伐已迈上了正确坦荡的大道……”不过，蒋介石对“救国团”不是每年都发表一个讲话，不像对“救总”、“孔孟学会”，几乎每年一个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