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有些人检讨过去的失败，往往归咎于开始宪政，甚至怀疑到民主政治，以为中国万不可行。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要知道中国国民革命，在政治方面是以宪政为目的的；在对日抗战胜利以后开始宪政，更是本党对国民屡次申明的诺言。倘是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这种失败是心安理得，个人毫无怨尤”。他又说：“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乃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正是在这种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导致整个崩溃。”
（四）经济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我们中国经历了长期抗战，农村凋敝，黄河以北几省的农业区域，又被‘奸匪’盘踞，大都市变成为人口集中的处所。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建设更遭受‘奸匪’的阻扰，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的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
（五）教育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对于群众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广播和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口号以来，学校教育当局只限于科学的讲习，对于人生处事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尤其是大专院校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于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以及实为‘匪谍’而剽窃自由主义分子之名者，一直嚷着政府少一分干涉，便是学术思想多了一分自由；更认为本党退出了学校，学校思想才有自由。他们就没有看见也无须看见少数‘奸匪’教师和职业学生宣传煽动，操纵把持……学校成了‘奸匪’‘城工’部的大本营，演出扰乱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的暴行。”
（六）军事上的失败。对此，蒋介石寻找托词说：“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原文如此），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一步阻扰，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功亏一篑，这种事例，不下十余次之多。其结果使我们国军士气一挫，受到严重无比的影响，一天比一天的衰落下来；而一方面使我们敌人‘共匪’每次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而反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战事，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七）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蒋介石认为中共打的是“总体战”，污蔑说：“中国‘奸匪’执行帝俄的阴谋，也是结合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手段，借达成他亡国灭种的目的。所以他的武装叛乱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总体战。即如‘奸匪’所谓‘土改’，从前一般人以为他真在那里为农民利益来解决土地问题。到如今总看得明白他的‘土改’乃是军事动员的手段……又如‘奸匪’所谓‘民主’，从前国内外有些人们以为他真是为民主自由来努力。现在总看出‘奸匪’的民主斗争，完全是他瓦解反共阵线的武器。”蒋介石痛定思痛地表示：“今天我们检讨过去的缺失，更能警悟反共抗俄战争一定是总体战。”
（八）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蒋认为党内思想上的混乱是国民党失败的主因，说什么：“自民国十三年以来，‘奸匪’制造了许多名词，如‘中山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之类，来散布他布尔什维克的毒素。抗战结束的前后，他更标出‘新民主主义’，表面上影射三民主义，实际上完全是赤俄帝国兼并东欧各国的政治谋略的东方版。但是我们国际社会上，甚至我们党中有些人却误信他‘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或者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替‘匪’宣传，说‘中共不是共产党’；甚且说中共在大陆上的发展，是由于他实行了三民主义。”蒋介石还抱怨说：“我们对日抗战所以能百折不回，坚持到底，就是靠着这举国一致对我的坚定信仰。俄帝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覆灭我们中华民国最后的一着，就是集中污蔑于中正之一身……国内外流言的传播，谤书的重叠，真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情景，到了三十八年初，本人便不能不毅然下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