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湖北建安人，192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旋任政府“外交部秘书”、“第一司副司长”，后又投靠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因为他不是蒋的小老乡，吃不惯宁波菜，不久又打宋子文的门路，抗战时出任“外交部”次长，战后出任上海市市长。不料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翻脸。“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介石派郑介民赴美。美国方面表示应该让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利用吴国桢来换取美援。
1949年12月14日，蒋派空军专机直飞台南迎接吴国桢到台北，亲自召见，对吴说：“你做一下准备，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马上要发表。”吴国桢心里有数，但出于礼节，还是表示：“陈诚将军不是做得挺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他和陈将军更为默契。”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他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同时督促“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陆空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的地位，须等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
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遭到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鹰派人物的反对。所以，8月初，国务院和国防部达成三点妥协：（1）评估台湾国民党军队战斗力；（2）保证台湾国民党军队装备的使用；（3）提供军需及一定数量的援助。8月底，杜鲁门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20]9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包括设备、武器、大炮、弹药，总计为975.2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
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益密切。1951年2月9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了《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便可向台湾方面提供军援。这一年，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价值9803.4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向台湾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对外资金计划、联合农业计划和技术援助计划。
蒋介石一旦不再需要吴、孙的招牌效应，就立即准备将他俩踢下台去。因为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根本不喜欢吴国桢和孙立人。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改造完成后，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类改造措施，国民党内一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人（绝大多数是政学系，其中包括吴国桢）颇为不满，认为这样的改造或是抄袭法西斯或是学自共产党。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当局践踏人权和所谓的“防共措施”进行抵制。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决心进行排斥和压制。1950年6月17日，这些人中的陈仪因“通共”而被枪毙。魏道明、熊式辉等躲在海外观望。张群、王宠惠等元老被安排了荣誉职务。接下去自然就要轮到吴国桢了。
其次是由于吴国桢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和蒋经国的矛盾，并非源自台湾而是起自上海。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以督导员身份前往上海“打老虎”。小蒋手持尚方宝剑，想在上海有所作为，手法极为严峻急切。当时上海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是诸如“借人头平物价，以巨商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以免徒事纷扰”的报道。但实际上，“打虎”效果很不理想，充其量不过拍死了几只“苍蝇”，而对于诸如扬子公司之类的官僚资本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吴国桢不赞成蒋经国的这种做法，而且他的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他非常不满。
到台湾后，蒋经国在其父亲的扶持下掌握了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他在政府中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以法律以外的特权打击异己和政敌。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以“民主的台湾”为己任，最看不惯无法无天的特务统治。而蒋经国也为“打虎”之事迁怒吴国桢，二人的矛盾终于“台湾火柴公司案”上爆发了。
台湾火柴公司原设于上海，上海解放后其董事长吴性裁留在大陆，还拍摄了一部《民国四十年》的影片，对蒋介石多有“氓毁失敬”之处。蒋经国下令调查台湾火柴公司，发现总经理王哲甫的“罪证”，即下令逮捕。吴国桢开始尚浑然不觉，后来通过彭孟缉得知此事，认为王哲甫与吴性裁之事并无牵涉，于是令彭即刻释放王哲甫。彭孟缉拒不执行吴的手令，并立即向蒋经国通报。当天下午，蒋经国和彭孟缉一起去见吴国桢，说：“王哲甫有罪，证据确凿，不能放。”吴国桢据理力争：“两人久不通音讯，且有隔海之遥，此事于法无据。”双方一时僵持不下，吴国桢大怒，问彭孟缉：“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蒋经国拂袖而去。傍晚，蒋介石贴身秘书周宏涛找吴国桢说：“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吴还是不服：“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此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原则问题。政府既标榜民主，焉能言行不一？”周宏涛说：“若省政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国桢说：“此事我不会退让，我写一私函给蒋先生，请您转交。”当晚，周再次访吴，说：“先生看你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