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钧鉴：本党自此毅然实行改造，以达成救国必先救党之至意，凡属忠诚同志莫不热忱拥护。属等从事党务参加革命工作均有二十年左右之历史，除愿以至诚听候指示为党国之新生作更进一步之努力外，同时深觉宋美龄同志对于党贡献至巨，成绩卓著，恳乞遴选为改造委员会以加强改造本党之力量，俾能及早完成戡乱建国之计划。
“改造”的过程
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溪口后，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埋头整理党务”，打算“从头做起”，开始筹划国民党的改造，以求重建组织恢复“元气”。他多次与蒋经国、黄少谷、郑彦棻、张其昀等人交换意见，形成改造的雏议。5月，蒋介石指定专人研究改造方案。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204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案》，确定对国民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党的作风”实行改造。该案下发各级党部，开展讨论，提出意见。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为改造方案的实施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0月，复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具体研究党务改造措施。由于战局瞬变，改造方案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自成都返台后，应该说他在大陆上的老本是输光了，相对而言他是死心了，需要真正地另起炉灶。这个时候，蒋介石愈觉得党务改造刻不容缓，原来拟定的改造方案也需要重新修改，于是召集黄少谷、谷正纲、郑彦棻等人专门研究。鉴于当时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们对改造的歧见，意见不统一，蒋介石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代替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执行改造任务。
1950年，蒋介石亲自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重新修正改造方案。此后几个月内，“研究小组”先后举行了32次会议，详加研讨并整理改造方案、措施及程序。由于此时对国民党应否更改“革命民主党”本质问题颇有争议，以及“中央改造委员会”人选决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安排问题不易立即解决，使改造工作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个有利于台湾的变化，即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原先美国总统杜鲁门于这一年初发表的“美国已决心从此不再干涉中国内政，不再介入台湾问题”的声明已说过不算数了，6月27日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作出了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杜鲁门换了一个腔调说明：“在朝鲜为了防止边境袭击及维持国内治安而武装的政府部队，遭到北朝鲜进犯军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进犯军停战，并撤退到三八线。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反而加紧进攻。安理会要求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给予联合国一切援助以执行此决议。”接着马上把话题转到中国台湾问题上去：“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些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于是杜鲁门就暴露了侵略者的真面目：“因此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4]杜鲁门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政府通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给台湾的备忘录说：“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的攻击产生了美国深为关切的太平洋安全问题。美国政府愿就美国第七舰队所负关于台湾的任务告知在台湾的中国政府，特请中国政府充分合作，并下达适当命令，使中国政府军队停止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水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
由于这个时候的美蒋关系并不融洽，杜鲁门的声明与顾维钧的转达使蒋介石左右为难。一方面出于“稳住阵脚”的需要，自然渴望得到美国第七舰队给予的“保护伞”，特别在台时，蒋介石很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后，要“解放台湾”。蒋介石的情报部门告诉蒋：1950年5、6月份，“中共极可能于此期间对台湾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又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使蒋介石又难以接受杜鲁门的这个声明，不过杜勒斯当时给顾维钧有个解释：假如美国已经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第七舰队就“师出无名”，正因为“台湾地位未定”，美国才能派舰队协助台湾“防守”。蒋介石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还是觉得第一个方面可取，于是在6月28日“总统府”召开的军政会上，认为由于美国政策对“日益危险的台湾安全颇有裨益”，遂决定“原则接受”。叶公超（时任“外交部长”）在28日代表蒋介石对外宣布：“对于本月27日美国政府关于台湾防卫之建议，在原则上予以接受。”并已命其海空军“暂行停止攻击行动”。由于蒋介石同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使美国这顶“保护伞”起了一个稳定台湾局势惶惶不可终日的作用，给了蒋介石一个实施对国民党改造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