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当局的种种“反美”迹象并未引起高度重视。1957年1月，蒋介石宣布该年是“反攻复国”的决定年，是“七年来对于动员作战的一切准备和努力，也就快要达到发挥其最大力量”的一年。美国闻讯后立即通知台湾当局，称不赞成“国民政府”反攻立场，亦不拟对台湾的反攻行动予以协助。台湾当局勃然大怒，痛骂美国“拉我们的后腿”，“先把底牌亮给敌人看”。美国方面对以蒋经国为首的“鹰派”作出了“适度”的反应：指使情报人员在香港制造“蒋经国通共”的谣言，力图削弱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美联社公然宣称，说蒋经国已把中共和谈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并说蒋经国已秘密会晤了中共的元帅陈毅。香港的褚定民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说什么“蒋经国有朝一日会亲手在台湾升起五星旗，配合中共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实行强占台湾”，并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当月，蒋经国赴美访问的申请也被移民局以蒋方良是苏联人为由驳回。3月，美国“大使”蓝钦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口无遮拦地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人物，但是并不是必不可缺少的。如果他因健康不能继续领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将是一次正常的、合法的、和平的继承。”胡适、雷震等“自由分子”闻言大喜，乘机掀起了“劝蒋总统退休运动”，逼蒋下台。结果，国民党所操纵的港台报纸骂声一片。《新生报》指责蓝钦“在驻在国谈驻在国元首的继承问题是极不礼貌的”。香港《自由人》半周刊痛斥蓝钦“身为大使，理应明白谈论涉及驻在国内政时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限度，何能夸夸其谈，放肆地出言”。《工商日报》更是措辞强硬：“中华民国对其本身命运，自会善为安排，不必美国代为支配。”“（当局）自有其交友条件、立国原则。任何损害到我们这些标准的，我们都将不辞反击，绝不屈服。”
对国民党舆论的“微妙”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当然有所察觉，但那些缺乏政治敏感性的驻台美军依然莫知莫觉，他们自持是台湾的“恩主”，平时飞扬跋扈骄横惯了，像飞车伤人、欺凌妇女、酗酒闹事等暴行，每天都有发生。台湾人民的反美情绪急剧攀升，无奈当局每每遇到此类事件，一向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极力将民众的愤怒压制下去。于是，这些愤怒就在地底下慢慢积聚、翻腾，只要一颗火星落下，就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爆炸。
3月20日夜，顾问团上士雷诺在美军住宅区枪杀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少校学员刘自然。阳明山警察所随即派员前往调查，雷诺称因发现有一陌生人偷看他太太洗澡，才拔枪射击。并称开枪前，这名陌生人曾手持铁叉向他进攻。根据雷诺提供的线索，警方对案发地点500米之内做了地毯式搜索，未发现什么铁叉，而且雷诺家的浴室也未曾有使用过的痕迹。阳明山警察所认定雷诺所言疑点甚多，欲扣留带回，但被美国宪兵阻拦。理由是：驻台美军及其家眷享有“治外法权”。台湾警方只得将他移交美国军事法庭审判，并通报“外交部”知晓。叶公超立即向蓝钦发出照会，提出三点要求：（1）该案未解决前，雷诺不得离境；（2）美国军事法庭须在台湾公开审判雷诺一案；（3）审判应求公平，并迅速宣判。蓝钦表示“一切照办”。美国顾问团团长鲍文也在给刘自然遗孀的复信中说：“绝对会有一个公平的审判。”
美国人的表态使台湾当局松了一口气。不料，在审判前夕，美方突然变卦，人为地制造出各种麻烦。5月17日，美方通知台湾方面，将在台湾组成军事法庭审判雷诺，但台方只可派三名记者旁听，外国驻台记者不限。台湾报界顿时一片哗然，国民党“新闻局”不得不据理力争，终于迫使美方让步，允许中国记者自由旁听。
5月20日，军事法庭开庭。雷诺在庭上对3月20日的证词作了修改：出事那天，他听见太太在浴室中惊呼有人偷窥，随即带枪从后门出去，向一个手持木棍的陌生男子开了一枪。那人中枪后向竹林爬去，他则回屋打电话叫宪兵。等他再出门时，发现那人又侧身屈膝走了回来，因担心其携有枪支，于是又开一枪，将其击毙。
检查官（美军泰波特上尉）对雷诺的新供词提出了三点质疑：（1）法医鉴定死者的创口直径约1英寸，并残留有火药痕迹，当在16英寸以内射击，才能形成这样的效果。（2）据阳明山某单位电话总机值班人员称，听到两声连续枪响，中间并无间隔。（3）雷诺邻居的太太证明，雷诺曾和刘自然在家中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