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赵志华被张明善等当场抓获的同时，在台北中正路“国防部”值班的蒋经国接到“湖口装甲兵基地发生兵变”的消息。蒋经国明白：台湾南北400余公里，东西150余公里，“叛军”的坦克一昼夜就可占据全岛。面对“危局”，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所有湖口以北的军队沿公路沿线布防，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装甲部队北上。假如“叛军”突破防线，那么就将中正、中兴两座大桥炸塌。然而，蒋经国如临大敌的防线刚刚展开，从湖口传来准确消息：赵志华已被捕。也许蒋经国心里确实希望和弟弟较量一番，但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了。
“兵变”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又戏剧性地立即平息下去，外界议论纷纷：（1）赵志华行伍出身，如果真的要搞兵谏，事先怎能没有一点安排？（2）赵志华曾当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侍卫官，颇具才干，怎会如此轻易被一个政工人员生擒？
赵志华被捕后，蒋纬国说动“国防部长”俞大维和“陆军总司令”刘安琪，将其押入精神病院保护起来，希望低调处理此事。不料，三天之后，蒋经国插手此事，刘安琪也抗不住了，打来电话说：“纬国，这件案子有了想不到的演变。我做总司令的也控制不住。总战部把案子给接了过去，赵志华以叛变论处。现在是政战人员论功行赏，装甲兵司令部及装一师都要受到惩处。”此后，相继又有30多名装甲兵的中、高级将领被捕。为保留装甲兵种的“血脉”，蒋纬国本人不得不向蒋介石“自请处分”。
据曾任蒋介石侍卫长和“三军联合大学校长”的皮宗敢上将透露，赵志华在狱中曾托蒋纬国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万言书。蒋介石看后“心中也有所感，从此更加注重军中人事升迁制度的合理运作，对军中财务管理制度也采从严审核，对日后军中各方面的发展影响很大”[176]。而且蒋介石也认为“兵变”之说过于牵强，他想不明白一个存心造反的人怎么会在预先无任何安排的情况下，贸然跳上台去，鼓动向台北进军。这时，宋美龄也出面说情，劝蒋介石下令将赵志华的死刑改为“终生监禁”。受到株连的30多名将、校级军官，亦因宋美龄的力保，而获得“原职待退”的处置，即表面上维持原职，实际上夺去军权，到任期一满，退役了事，不再追究。
根据蒋纬国一向的作风，可以肯定他没有参与其事。但也可以肯定，赵志华等人确实多次找过蒋纬国发泄对任免诸事的不满，而蒋纬国也对他们讲过“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之类的话。事发之后，蒋纬国认为他讲的这些话极有可能被赵志华等误解，产生了“纬国甚至夫人都支持我们”的错觉；而且他在听完赵志华等人的牢骚后，并没有向上报告，更有可能使赵志华认为这是一种默许。基于同样的“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吾而死”的负疚心理，蒋纬国曾多次到明德监狱探望赵志华，并安顿他的家小。1978年，赵志华在狱中病死，蒋纬国又亲自负责为他治丧及安排其子女就业。而蒋纬国本人，则自“湖口兵变”后便在仕途一蹶不振。他佩带中将衔长达14年之久，直到宋美龄出面干涉，才升为上将。在此期间，他所调教出来的学生，如蒋仲芩、刘和谦、许历农、宋心濂、陈守山等，却一个个膺任军中要职，声势、权位都在他之上。
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
蒋经国去世后一个月。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湖口兵变与我无关！——蒋纬国24年来首度辩解》，称：“从事件的角度来说，‘湖口兵变’仅是现职高级军官赵志华鼓动部队制造事端，以抒发内心的不满。所以整个过程，只有‘哗’而没有‘变’，并未酿成更大的事故。”[177]从这里可以看出，蒋纬国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不大的“事故”却被他的哥哥用来作为扫清异己的工具。
台岛经济的初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为了锻造“反攻复国”的经济后盾，开始加强台岛的经济建设，客观上起到了改善台湾民生的作用。
1952年，台湾当局参照前美援运用委员会顾问工程公司所拟的《1952年至1955年会计年度工业计划草案》以及前“行政院经济计划委员会”经济组拟订的《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草案》，制定了《台湾经济四年自给自足方案》，计划到1957年，台湾经济实现自给。但不久，台湾当局发现这个计划的指标过高，不易实现，于是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另行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计划。1953年7月，“行政院”将原有“财政经济小组委员会”改组成“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初由“台湾省政府主席”后改由“行政院长”兼任主任委员，委员11至15人，几乎囊括台湾经济界政要。“经安会”分四组和一个“工业委员会”。由第四组负责农业部门的第一期四年计划，由“工业委员会”负责工业及交通部门的第一期四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