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等并盼望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对于本联盟之最高目的，将来亦皆能起而响应。[6]
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名义上李宗仁是总统，所以蒋介石与季里诺表态此声明时，蒋介石又加了一个所谓“附带声明”，说：他这次赴菲律宾访问“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之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于碧瑶会谈。
下一站蒋介石要访问韩国，于是在菲律宾碧瑶，又给韩国总统李承晚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在菲律宾的活动情况并征求李承晚的意见。
连日中正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晤商，彼此均认为远东国家应成立一种联盟，以增进远东国家之合作，抵抗共产势力之威胁，并认为远东国家准备参加此联盟者，其政府应于最短期内派遣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此联盟之具体组织，此项联盟将来或可逐渐使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加入，但在目前，即令仅有菲、韩及中国等三五国家亦尽可先行组成。以上意见，中正及菲律宾总统均盼阁下惠予赞同，又此事中正认为以由菲律宾总统发起为宜，尊意如何？统盼电复。[7]
8月6日，蒋介石赴韩国访问。从6日下午开始至8日上午，蒋介石同李承晚与韩国军政要员进行会谈，涉及“联盟”事宜，并于8日在韩国镇海发表联合声明。
蒋介石在声明中说：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兹特宣布吾人会谈之结果，已获得如次之协：
吾人均承认与人类自由及国独立不相容之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祗有团结始能确保，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须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
末了，蒋介石与李承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建议：“为此吾人现在敦促季里诺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8]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蒋介石在“碧瑶会谈”和“镇海会谈”中所鼓噪的“远东反共同盟”尚未展开阵脚，便偃旗息鼓了。
西南挣扎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在溪口幕后指挥最后挣扎的三盘棋：一是在京、沪、杭再拼一番，结局是惨败；二是退守西南；三是在沿海再挣扎一下。最后实在不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即彻底退到台湾。金门一仗，蒋介石总以为他是有力量作最后挣扎的。他幻想在成都平原坚守六个月，就可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持中共，从而诱出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提出的建议，即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而下令要打一个“川西会战”。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往重庆，企图变幻想为现实。事先，11日这一天，蒋介石找了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吴稚晖，谈及他赴四川的打算。吴对此“甚表赞成”，并对蒋说：“万不可使李宗仁脱卸其政治上应负之责任。”蒋经国对此评论说：“老成谋国，令人折服。”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接到阎锡山（当时任行政院院长）来函说：“渝东、黔东军事虽有布置，尚无把握，非钧座莅渝，难期挽救。”阎锡山又电告说：“今日政务委员会决议，一致请钧座早日莅渝。”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李德邻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庆，在此贵阳危急，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党国存亡系此俄顷，不问李之心理如何，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意，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至于生死存亡，尚复容计乎？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蒋介石飞重庆的前一天（13日），陈立夫（当时的立法院副院长）联合了70名“立法委员”（均系国民党员），从重庆给在台的蒋介石电陈，要蒋不要等李宗仁返渝，看样子李是不返渝了，名义是什么“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这个时候的战局，按蒋经国的说法是“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明知其挽救无望，但尽我革命职责，求其心之所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