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伯特之所以当即就能给王炳南表态，是因为在6月20日，华盛顿已经确定了美国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的对策。肯尼迪认为台湾此时对大陆的进攻对美国将是弊大于利，遂决定对蒋介石的行动既不鼓励也不支持。6月27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关注”。美国的立场是“反对在此区域内使用武力”。他声称：如果发生对台湾和澎湖的进攻，美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其防卫。关于对沿海岛屿的“威胁”，美国将与台湾之安全与地区之和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他特别强调指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条约性质是“防御性”的。当记者问及《共同防御条约》缔结之时美台互换的“照会”时，肯尼迪称，该“照会”属条约之一部分。照会的换文具有约束力，即国民党未经美国同意之前，不得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112]
1962年3月中旬，希斯曼再和哈里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明告蒋：“反攻不可行也！”然而，台北并不甘心，继续向华盛顿制造压力。中央情报局驻台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克对这项建议大为光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动自发地抗暴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蒋介石见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心里先自有几分发虚，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反攻的打算。但为了对国民党内外有个交代，这出闹剧还得唱下去。因此，蒋介石在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指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海威”、“班超”计划，企图用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方式，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
为了执行这两个破坏计划，美蒋特务机关，在台湾北内湖乡开办了“海龙训练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训练班”。叶翔之任“海威训练班”主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任建鹏任副主任，“国防部情报局监察室”主任项乃光任教育长。在训练班里，对那些搜罗来的特务进行了海上渗透登陆、山地作战、野外生存、策动暴乱、爆破射击、心理作战、搜集情报、电讯联络等各种特务技术的训练。特务机关为了驱使这些特务喽啰们到大陆来卖命，竭力对他们进行欺骗、蒙蔽和利诱。叶翔之等数次对他们进行“精神讲话”，要他们相信“大陆政权已摇摇欲坠”、“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鼓励特务们潜回大陆组织反革命武装，策动暴乱，建立所谓“游击走廊”。叶翔之还奉承这些武装特务是“‘国家’的中坚，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革命的先锋队”。他欺骗说，“只要你们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这些人在出发前，照例要由蒋介石亲自接见，然后，上级特准他们一个星期的休假，让他们吃喝玩乐一段时间，再送他们上路。[113]
然而，事实是这样嘲弄了蒋介石。由于中国大陆“实施严格的户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陆的情报网，任何企图渗透进入大陆的外地人，几乎很难逃过大陆的安全系统”[114]。1962年10月9日，广东惠来县全歼偷渡敌特。10月28日，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共22人武装特务。接着，惠来县再次全歼偷渡武装敌特，活捉“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司令吴纯彬。1963年，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沿海军民又相继歼灭登陆的六批国民党武装特务。[115]蒋介石对他的“死士”的覆灭，痛心疾首。1963年11月12日，他在《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中承认：“自八全大会以来，六年之间，大家精诚无间，夙夜黾勉，都在为达成反攻复国的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而奋斗。单是我们对大陆游击作战，对沿海游击作战，以及情报作战——特别是空中侦察与空投任务的优秀青年，由基地派遣而渗入大陆作战牺牲的，就至少在两千人以上。”[116]
1963年9月5日，蒋介石最后一次给肯尼迪写信，再次提出关于组织若干次数百人的空投或登陆进犯大陆的活动。但肯尼迪对此无动于衷。9月，蒋经国对美国进行了访问，遭到冷遇。随后，此次军事“反攻”就销声匿迹了。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宣布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将反共斗争的重点从军事转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