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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1950—1975)(119)

作者:杨树标

(3)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淦,解释“国防临时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长”陈诚也就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一应准备就绪,蒋介石就开始向美国人吹风: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哪怕是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研究局(INR)局长的希斯曼说,国民党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但肯尼迪政府态度极其暧昧,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使台湾当局摸不着头脑。首先是1962年3月8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期满离任。一连数月,新“大使”迟迟不能到位。其次,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就美国将对国民党“收复大陆”持何种态度提问时,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仅仅含糊其词地说:“返回大陆是台湾人民殷切的愿望,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我们所负的责任和面对的难题。”再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出版了《美国对华关系文件》1943年卷。出版此书,原是按照美国外交文件解密的惯例,然而却引起了国民党对《白皮书》的辛酸回忆,认为此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对我国不利”[110]。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大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引用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国民党当局必须反攻的理由,希斯曼则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在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年了。(2)中国人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3)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尽管双方看法殊异,蒋经国还是略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吃中国菜。贪杯的蒋经国教他划中国拳,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酒席上“反攻胜利”。

蒋介石急于在1962年反攻的心思,中共领导人亦一清二楚。1962年5月,周恩来约见返国度假的王炳南,与其讨论了台湾海峡局势。周恩来的估计:蒋介石认为当前大陆和苏联不和,在内有自然灾害,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下决心大干一场了”。周恩来还请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介绍分析敌情,罗认为: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具体确定如何打的问题,即是采取“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的问题。数日后,周恩来命王炳南立刻返回华沙任所,想办法从美国驻华沙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他嘱咐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6月23日,王炳南和波士顿世家大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卡伯特大使进行了坦率的会谈,指出:“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当场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他还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111]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的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