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24日，『八·二三』炮战后，蒋介石抵金门巡视防务。
第三次军事“反攻”高潮与“光复”无望
经过“八·二三”炮战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进一步看清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蒋介石归根到底还是个民族主义者，有他一天在，国民党搞“台独”的可能就会小得多。1959年5月，毛泽东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中，论及台湾问题时说：“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应该让他做。”“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102]国民党中央也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以前跟着美国骂共产党为“侵略者”，等于是承认“两个中国”。此后，台湾当局在有关宣传方面，开始注意“不跟着美国乱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尽管国共双方在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有着血脉相通的默契。但蒋介石终究数十年一贯反共，出于“汉贼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他还是无时无刻地打着军事“反攻”的算盘。
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发展步伐明显放慢。对内，“左倾”错误的干扰日益加剧，“共产风”、“浮夸风”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对所谓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使党内的民主气氛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党的指导思想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对外，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印两国为边界争端发生战争。同时，中国还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抗美援越。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大陆又连续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苏联单方面中止对中国的援助，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面临的困难作了想当然的、极为错误的评估。1961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现在大陆上农民反对“人民公社”，工人反对“劳动纪律”，青年知识分子反对“劳武结合”与“思想改造”，干部反对“下放”，说：“这一场龙卷风似的矛盾斗争，正在黑（赫鲁晓夫）毛矛盾表面化了以后，更随之加深、加剧。”[103]1962年11月12日，他又在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大放厥词：“‘奸匪’由于俄援中断，工业倒闭，乃不得不强迫城市人口下放农村，而广大的农村又早已破产，这些人口，结果即不得不再一次被迫向城市倒流；据‘奸匪’自己招认，这种被‘踢人球’的人数，至少在五千万以上，港澳‘五月流亡潮’，还仅仅是大陆‘盲流’惨剧中进退失据的一部分难胞而已。‘奸匪’可以连眼也不眨一眨，而杀死饿死大陆同胞一半以上，可是它面对着为自由和面包敢于打破铁幕缺口，一批接着一批的人们之勇敢行动，却不得不为共产末日之提早降临，而胆落股栗。”[104]1963年3月4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在所谓“国防研究院”第五期政工干部学校政治作战讲习班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中，还专门分析了中苏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说的是“对黑（赫）毛斗争、匪俄关系的判断”），提出：“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黑（赫鲁晓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不惟我们必须以这个问题做中心，来观察、研究、判断、决定我们自己反攻作战的战略，而自由世界也要针对黑毛斗争、发展的动向，来策动全面的政略、战略才行。”[105]他接着又说什么：“俄共对‘匪’军援已经停止五年了，由此不难推知，‘匪军’所有武器其最新的也是五年以前的东西。打现代战争，武器是不能落后一年的，五年即使三年以前的机械零件，在补充上已经相当困难，而况其在作战使用上，也很难配合目前的需求。过去一般‘匪军’官兵，都养成了对俄‘一面倒’的心理，因之没有俄共的军援不能打仗。”[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