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并非是高岗赌气要到哈尔滨去找陈云，而是在高岗尚未到沈阳的11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
组织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派，巩固东北之后方。(8)
中共中央还任命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任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934年就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资历虽老，实际上与高岗同岁，都是1905年出生。接党中央的电令后，陈云于11月16日由沈阳飞抵哈尔滨，到达哈尔滨的当天，陈云即召集时任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张秀山等人，宣布成立中共北满分局。
11月24日，高岗、张闻天、刘英、李富春等二三十人，组成了去北满的干部团，乘火车离开沈阳去哈尔滨。
由于情况比较复杂，高岗一行都化装成商人，坐在苏联红军运煤车的一节破车厢里。由于车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没有座位，大家只好一个挨一个地席地而坐。
这节百孔千疮的破车厢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着的冰窖。车窗的玻璃全都碎了，怒吼的北风追随着疾驰的列车，卷起飘扬的雪花从空荡荡的车窗挤进来，狞笑着在人们周围旋转，无情地扑向大家的脸上、身上。
车开到长春站，被苏军拦住，要求这一行人下车。懂俄语的同志几经交涉，这个负责管理车站的苏军大尉就是不放行。疲劳、寒冷、饥饿交织在一起，让大家感到十分的恼火和无奈。后来，不知是谁发现这个苏军大尉的眼睛始终盯着一位同志随身带的一个三节长手电筒，于是，担任翻译的同志试探着要把手电筒送给他，果然，他真的收了。
收了手电筒，事情也就好办了。这位苏军大尉不仅不再赶这些人下车，而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专用火车头，拉起这节车厢直驶哈尔滨。
11月26日，高岗一行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北满分局撤走后留在哈尔滨南岗区的一幢小楼，这里也是北满分局撤离后的秘密联络机关。但到达这里时并没有马上见到陈云，因为在他们到哈尔滨之前的11月22日，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已经按照苏军的要求，与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机关一道撤往哈尔滨以东的宾县。
听说高岗一行到了哈尔滨，陈云立刻于11月28日由宾县赶到哈尔滨，与高岗、张闻天等会面。
老战友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但形势紧急，容不得耽搁时间。当时的形势是我军据守的山海关、锦州已相继失守，国民党大军步步紧逼，我党政军机关已经撤离了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但我们的十万大军向何处去？我们如何在东北站住脚跟、创建东北根据地？这已经成了党中央和组建不久的东北局亟待解决的全局性问题。因此，陈云与高岗、张闻天会合后，当天就在这幢小楼里召开会议，研究当前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大东北，党中央向东北派出了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但来到东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彭真、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陈云、高岗、张闻天虽然都被派往了北满，但作为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局限于北满而研究北满，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正确地制定党在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所以，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集聚在这幢小楼里的一间比较僻静的小屋里，整整讨论了一天一夜。他们时而激烈争论，各抒己见；时而掩卷静思，认真思索。认识一致后，由张闻天执笔写出初稿，然后三人又反复修改，终于在11月29日，以陈、高、洛的名义，给东北局并党中央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意见》）的电报。
在这份今日已经成为经典性文件的电报中，他们首先分析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认为我们对这一新形势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明确指出：
“其中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