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恐怕无法想象当年火车的状况。据知情者回忆，那时的火车既没有准确的发车停车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停靠站点。火车开起来后，时而因缺水停下，乘客就赶紧下车来用盆端水；时而因没煤停车，乘客就立即到处找豆饼做燃料；开车的司机偶尔还因为钱少而闹罢工。所以火车是开开停停，到了朝阳已经是无法再行。高岗一行只好改乘汽车赶到锦州，又从锦州换上了火车，终于在11月22日到达了沈阳。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当高岗一行人到达沈阳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2 关于东北战略方针的争论
当共产党紧锣密鼓进军东北的时候，国民党统帅蒋介石并没有等闲视之。
他一方面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言谈，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又积极备战，争抢东北。
蒋介石采取了关内停、关外打的策略方针。1945年10月中下旬，他任命了一批负责东北的军政长官，空运了刚刚收编的伪“华北自治军”1000多人到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又求助于美国海军海运国民党两个军到秦皇岛。这样，国民党军队就不但直接威胁中共经冀东进出东北部队的海陆运兵通道，而且占领了秦皇岛这一海上运兵的桥头堡，使他们的军队从华北陆路进入东北沈阳的行程缩短了三分之一，加速了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进程。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对山海关的进攻。
由于共产党的各路大军仍在路途之中，守卫山海关的是刚刚经过长途行军到达这里、没有做任何休整便投入战斗的部队。而这些部队原来以为到东北后立刻就可以得到新武器，开拔时把一些重型的武器几乎都送给了沿途的地方部队。可是，到达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苏军临时改变了主意，把我军看管的武器仓库全部收回。而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曾接收的那些武器，又因为仓促之间无法联系，即使联系上了，大部分武器也在运输的路上被土匪劫获。所以，当时奉命守关的部队甚至连战士人手一枪都不能保证，而蒋介石的部队却是全部的美式装备。再加上当时的东北已是初冬季节，寒风瑟瑟，战士身着单衣，有的还打着赤脚，生病的人特别多。另外，这里不同于老解放区，老百姓见到打仗就都躲起来，没有人送水送饭，找些抬担架的人都困难。更要命的是那些配合作战的新编地方部队，有不少都是乌合之众，听见枪声便逃得无影无踪。
因此，尽管守关部队孤军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
国民党军队于11月16日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就沿北宁路作“平压式”推进，力争在短时间内夺取东北的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
面对气势汹汹猖狂进攻的国民党，苏联人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不愿与美国和国民党彻底闹僵，对共产党只实行“有限”帮助。11月19日，驻东北的苏军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说苏军按照条约要把中长路及沿线城市全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铁路若干里以外，以便国民党军队能顺利接收，苏军也能及时回国。并且提出苏军驻扎区域严禁东北人民自治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必要时不惜武力驱散。
11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做了汇报。
当日，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复东北局电：
“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做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6)
刘少奇还指示东北局，退出大城市后，要努力做好群众的工作，争得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持；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的打算。在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
高岗一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1月22日来到沈阳的。
高岗、张闻天等人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后，立即到东北局向彭真报到。当晚，东北局就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虽然高岗等人刚刚来到沈阳，但在从延安到沈阳的一个月长途跋涉中，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也在不断地研究和思索。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同的观点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据与高岗一同由延安来到沈阳的刘英回忆：
到沈阳以后，闻天、富春、高岗、凯丰四人去了东北局，在那里吃了晚饭。回来后高岗大谈当晚就战略方针问题发生的争论。高岗的意见是：苏联要履行它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和协定，把沈阳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占了山海关。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我们的方针应当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闻天完全支持这个意见。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认为苏联红军理应支持我党我军。会上争得面红耳赤。高岗说，咱们到哈尔滨找陈云同志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