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
报告的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点结论：
（一）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报告认为，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建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三条路线的斗争中，主要是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二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农村为主；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幻想革命一下子就在全国胜利；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否认客观事实，认为革命力量已占绝对优势，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革命武装的惟一正确的战术；第二，不了解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山村；第三，不了解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
再次，在各种社会政策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等等；第二，完全不懂得同盟军问题。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以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第三，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的政策；第五，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第六，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相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荫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是完全不正派的。
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地拉拢，反之则严厉打击。
（二）“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报告认为，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不是本地特有的现象，而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
其次，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
（三）革命家的品质
报告认为，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他们是一切从个人出发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他一贯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地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我们应当把刘志丹同志作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四）思想斗争问题
报告认为，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以错误路线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达到打人之实；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是通过思想斗争，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目前党内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
（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报告认为，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地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