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不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14日还参加了大会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几次在讨论中插话发言。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在大会上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会议做了传达。
会议期间，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任弼时就几个问题的意见、林伯渠就简政整改问题、贺龙就整财问题、谭政就整军问题分别做了报告，朱德、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会议的最后两天，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作大会总结。
这次近三个月的会议共分三个阶段，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会议于10月19日开幕后，21日即由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要求用整风的精神来研究边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大会主席团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转变为大会讨论。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阎红彦、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边区老干部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在会上做了检讨。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长篇报告，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
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在思想上、政策上以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高岗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关于整顿政府的报告，陈正人做了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代表结合这些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民众团体并列的观点，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有70多人在会上发言，普遍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第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第二，更加紧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第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
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大会的最后一个月主要研究当前的工作与任务，毛泽东为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书面报告中的指示，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高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22位生产模范授奖，各奖毛泽东同志题字一幅；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各奖奖旗一面。
这次会议所讨论解决的三个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为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阶段——高级干部再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该决定说：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1943年高岗在延安
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三万多字，分六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