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理论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后亲自撰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系列文章和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虽然这两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毛泽东通过对集中体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批判，已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为在全党肃清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做好了理论准备。
在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全党整风阶段。
全党整风包括整风动员、思想整风和审查干部三个阶段。思想整风阶段又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而其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为什么西北局高干会议能够成为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第一，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4)，但“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宗派主义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影响，在当时只剩下了西北根据地这一处例证。认真总结、深入剖析“左”倾冒险主义在西北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对在全党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显然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西北根据地又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的重灾区。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虽然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各个根据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西北根据地仅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而不是受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的重灾区，那么，它在全党整风中也不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巧合，在西北根据地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党内斗争，西北根据地的曲折发展历史，恰好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左”倾错误即将葬送这片唯一的革命根据地时，中央红军的到来又使它绝处逢生，并且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在全党整风阶段，总结西北根据地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具有典型中的典型的特殊意义。
第三，抓住西北根据地这个典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彻底肃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统一认识，具有先行一步的示范效果。
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3240多人，占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搞好了，取得全党整风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北局的整风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才直接领导召开了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也使这次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2 会议的筹备
西北局高干会议就形式而言，可以如某些论著所言，是一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但这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却有全党性的影响，对推进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和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召开的。
首先，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分别组织了两个考察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早在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了西北中央局的书记和委员的同时，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然而，连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毫无影响”，如果没有1941年的“九月会议”，毛泽东都“不敢到中央党校去做整风报告”，(5)所以，当时显然还不可能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因此，一直到“九月会议”后，高级干部的思想趋于一致，中央才决定召开一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来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和陕甘宁边区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然年过花甲，但仍然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富县、甘泉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区、乡基层的具体情况，为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