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11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到了阎家洼子会议的情况。由于是当时会议的记录稿，习仲勋的发言又是即兴的，所以有些话未必很恰当。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照录原稿如下：
习仲勋
阎家洼子会议“大概是阳历七月前后开的，我也是参加那个会议的一个，许多情形都了解。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当时我确实也是马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还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绍信我也没有看。在那个会上我很拘束，过去我不爱说话，一说话面孔就红。我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少，当时我还是主席团之一，也不知是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只把照金苏区、武子苏区讲了一些意见，讲的不很多。在会议后，洪涛同志便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文。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笑声），但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甚至在打开延长后，还有一位八十四师的政治部李主任，还批评我是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所以我觉得洪涛同志不懂，当时有意识模糊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的当时斗争的真实事实，而且确实有企图篡军。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1)
如果说习仲勋的发言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
1942年12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份党内秘密文件虽然没有专门评价阎家洼子会议，但在提到郭洪涛时，有一个括号，在这个括号中，这样写道：
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虽然说在当时的战争时期，部队领导变换频繁，并且无论就资历还是能力，谢子长取代高岗任政委都无可非议，但上述的回忆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已经清楚地回答了高岗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被撤职的原因。
至于如何评价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共中央当时的决定，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将在后文予以专门的探讨。
4 周家硷会议
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虽然担任了红四十二师政委，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并没有留在红四十二师，而是率领陕北游击队返回了陕北。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也按照会议的决定，在团长王世泰的带领下，北上安定，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陕北游击队和红四十二师三团在谢子长指挥下，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战连捷，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不幸的是，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
阎家洼子会议后，高岗虽然被撤销了红二十四师政委的职务，但他并没有离开部队，而是以参谋长的名义，与红四十二师二团一起战斗。然而，非常遗憾，从阎家洼子会议到周家硷会议这半年间高岗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目前只见到曾任西北工委书记的崔田夫1945年在谈陕北苏区创建时提到了高岗被撤职后的行踪。
崔田夫说：
七八月间（阎家洼子会议是7月25日召开的，笔者注），高岗带了红二十六军二团北上，在安定打垮了敌人，收了百多条枪，又到清涧打了两个胜仗，在安定成立了红一团，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了贫农团和自卫军，实行了分粮。清涧二支队扩大后，到10月成立了红二团，在神府成立了红三团。还有十三四个支队。
年底，高岗北上在安定白庙岔，以红一团、红二团配合几个支队，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南沟岔打了一个胜仗，收了几十条枪和两架轻机关枪，跟着刘志丹也带来一团，统一了陕甘、陕北两苏区，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