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一般地承认错误，承认那些不可推卸的明显的错误或笼统地承认错误严重，并认为党对他们的处理是严肃的、正确的、宽大的。但他们对参加反动联盟的错误本质以及为党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般认为参加反党联盟是不自觉的，是偶然的现象，是头脑简单，是受骗，是嗅觉问题。他们避重就轻，极力辩护，其事实是企图否定他们本身问题的严重性。如：郭峰在与厂长徐庭湘同志谈话中流露出他参加高岗反党联盟不是主动的、自觉的。他认为，我对高的问题，主要是嗅觉问题。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多不往坏处想。尤其高岗过去中央器重，手段高妙，不知不觉上了当。在最近和宋黎同志谈话中，他认为中央对他们的处理是“断然处之”。张秀山同志这次与党委书记谈话中也说，“高岗谈话竟假借毛泽东名义，说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少奇同志如何，搞来搞去，把我这头脑简单的人骗了。”而赵德尊则表现得更不够老实，除用所谓“流血的办法”来考验外，又说：“我下半辈子还能给党做些工作，直到呼吸停止时。早晚会证明我不是宗派，而是党员。”他对组织对他的工作分配不满，他过去曾向林枫同志要求做中学教员，这次说：“我连加减法都不会，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不如让我上前线，当一个战士。”他在具体错误问题上，极力辩护，避重就轻，在与高岗的关系上赵说：“我当省委书记时，每年向高岗汇报两次，每次谈20分钟，当我调来东北局时高岗已去中央。我对高岗的腐朽生活，一点也不知道。假如知道，我对他可能有新的看法，我是讨厌这些事情的。”
中共中央于1979年重新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将他们分别委以重任后，虽然他们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光，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仍然希望党中央能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张秀山在向党中央递交的《我的申诉》报告中，提出了三点申诉：
第一，把我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不符合历史事实。理由之一，我没有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不能因为我与高岗在一起工作时间较长，在工作中有些看法一致，就说成是搞宗派，就定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理由之二，中共中央东北局内不存在什么“五虎上将”。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当时都是东北局负责干部，其中的赵德尊与郭峰刚从省里调来不久，并无非法组织活动。“五虎上将”的提法是东北高干会议期间一个干部在发言时说的，这个发言的简报报到中央后，“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扣到了这五个人身上。
第二，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虽然有一定的错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同刘少奇交换意见，但以此作为我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主要证据，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的发言是中央组织部让讲的，发言的内容是向毛主席汇报过的，发言时刘少奇、安子文是在场的，发言后刘少奇是表过态的。
第三，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上并没有离开党的总路线。不能因为高岗出了问题，就把东北局的整个工作说成一团漆黑，就要在东北局挖出一个反党集团。
1997年12月，91岁高龄的张明远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0100余字的《申诉材料》。他在《申诉材料》中首先认为，1954年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有关我所犯错误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由此而作出的处分决定也是不当的”。然后，他主要就东北高干会议决议及其向中央的建议，结合大量史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申诉意见：
（一）高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和东北地区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我作为东北局的一名常委，和他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没有任何宗派关系。我是在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工作。他有什么反党阴谋活动，从不对我讲，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更没有“积极参加”高岗的任何阴谋活动。我的错误在于没能及早发现高岗的阴谋活动，并及时向中央反映（当时整个东北局没有一个人发现并向中央报告）。但这种错误的性质与“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甚至“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