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些同志“揭露的事实”，是未经调查核实的，其中许多是被歪曲的或捏造的。高岗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都要向东北局的常委传达一些毛主席的讲话，其中有的是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但是，关于高岗传达的毛主席讲话及他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等，我从来没有向外传播或与他人私下议论过，没有“不顾党的纪律”的言行，没有借高岗的这些话“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的行为。
（三）我在东北局工作期间，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很明确自己是为党工作，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或其他某个人工作。我认为，在此期间，东北局与党中央的关系是正常的。我没有听说过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反动观念”。高岗从来没有给过我上述“两论”的“策动”；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策动”和“反动观念”，更没有“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以下事实足可说明我的情况……
（四）高岗调中央工作以后，林枫担任第一副书记，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期间，凡事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是尊重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高岗的什么“指使和支持”，没有“故意地孤立林枫”的言行。事实是，每当我征求林枫的意见时，他极少表示不同意见。另外，高岗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他仍然是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仍然是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林枫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但有关东北地区的事，仍然必须向高岗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
赵德尊虽然没有直接向中共中央申诉，但他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赵德尊回忆录》一书中，在讲到“高饶事件”时，申明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我与高岗的关系：
“在老黑龙江的北安时期和中黑龙江（黑嫩合并）齐齐哈尔时期，以及后来又任东北局的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时，我因此与高岗有正常的工作上、组织上的接触。东北解放后，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委。我于1953年3月调到东北局后，高岗已调任中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任，因此没有见面。他在中央与饶漱石关系怎样，我确实不清楚，我‘摆不了他的功，也说不出他的过’。”
第二，我在两件事情上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件，1953年秋我休假到北京，这时我已经兼任东北局秘书长，当然要到高岗处汇报请示工作。他这时正在收拾行装要到杭州休假。他说，他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有不同看法，一是批评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二是在天津召开资本家座谈会上讲‘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三是对富农党员雇工看法有不同。当时我觉得党内不同意见是常有的。就说‘你找少奇同志谈谈嘛！’他说，‘谈不通嘛！’他要我只对几个书记说。这事我和张秀山是原原本本传达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是有关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这时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已派组织部长郭峰参加并发言，可是中央组织部又约张秀山参加并要发言。他毕竟在党内生活经验多一些。他很慎重，在发言前，专门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毛主席说：‘你讲吧，我支持你。’于是，张秀山这个副书记叫我到杭州休假时向高岗汇报。我到上海，正碰到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同到杭州休假，自然都去看望仍兼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的话，我也遵嘱单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当时我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这两次传话，我到什么时候都对党对历史负责到底。这两件事，我在东北局批判大会上作了交待。也因此，我成了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之一。那时算是‘罪有应得’的铁证。最后，党的处理还是宽大的，只是撤职降级，没有开除党籍。当然，以后，东北肃清高岗和‘五虎上将’流毒时，在各省市牵连了相当一些组织和个人，这就不说了。”
郭峰在1981年至1984年间，曾经三次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过高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