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81年的8—9月之间。我是1980年底来省委工作的，我当时主要调查研究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各市县里跑。有一天，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胡耀邦要来辽宁。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也不认识我，而且这是他自从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来辽宁。他准备先到辽西，我便去锦州接他。他下车后，吃完饭休息，我去看他。我也想与他交谈一下，介绍介绍自己。所以除了谈工作外，我便很自然地谈了自己。我说，在高岗问题上我有错误，但中央把问题提得这么高，我有想法。他插话说，你的意见我赞成，当时戴这么大帽子不合适，以后中央应考虑这个问题。我还说，我的弱点就是对干部不严，过于宽厚。他立刻插话说，我也是，历来对干部宽厚，这么多年我总被人认为右倾。我们总是对干部处理得过严，高岗问题就是这样。
第二次是1984年秋天。他来辽宁检查工作。当时李贵鲜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管工业。在汇报工业时我就让他去讲，讲得很好，胡耀邦很满意。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宣布散会，当大家都刚刚站起来时，胡耀邦突然说，我有一件事要说。郭峰同志有病（我当时刚刚手术不久），身体不好，这么多年又受了很多的委屈，你们各位要多做些工作，让他多休息些。这次谈话省委办公室有记录。
第三次是1984年。金日成来辽宁，在大连与邓小平同志见面，谈了很多国内外的形势等问题。之后，金日成在回国的途中提出要看看辽化，胡耀邦和我就陪同去了辽化。在从大连去辽阳的火车上吃午饭时，在场的就我们三个人。胡耀邦向金日成介绍我说，郭峰是吉林人，是个好同志，因高岗问题受了20多年的委屈，今后要弄清楚。金日成对高岗的问题也知道些，我想胡之所以这样讲，是想解释我受了高岗问题的牵连为何还能当省委书记。金日成听说我是吉林人后很感兴趣，问我你是吉林哪里的人，在哪里上学。我说，我是吉林一中的。我知道金主席1929—1930年在吉林毓文中学上学还有在那儿被捕的情况。1933年我也曾被捕，也住在金主席被捕时住过的十字监狱。金日成听后非常地感兴趣，又问那个监狱还在不在。后来他还多次地打听我的情况。(3)
马洪没有向中共中央写申述材料，但他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同志做过口头陈述。胡耀邦同志当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研究处理。
“高饶事件”确实十分复杂，但当年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又确实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后，被委以重任，重新在党和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应当如何认识？
从统一思想、稳定大局、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出发，对历史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宜粗不宜细，少争论甚至是不争论，是必要的。党中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当年的“五虎上将”采取了“委以重任，实际解决”的处理办法。
但是，在一定的时期粗线条地勾画历史不等于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永远都是宜粗不宜细，确有必要搞清的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永远不争论。
因为历史是凝固的过去，它将永远存在。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真实的历史如果被人们所遗忘，对历史的胡编乱造就会畅行无阻。当前在国内外出版的形形色色的关于“高饶事件”的著述对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所以，在国泰民安的今天，无论从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客观要求入手，在适当的时机对当年的“五虎上将”作出正式的结论，既是对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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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07页。
(2)张聿温：《死亡联盟》，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53—254页。
(3)笔者2001年1月5日访问郭峰同志谈话记录。
二 高岗年谱
1905年 诞生
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 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当时属米脂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