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后来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曾经说：
我一生中有三件事受教育最深：一是抗战时期秀才当兵，在部队体会到了工农干部对我的帮助；二是“高饶事件”后下厂做工，体会到了淳朴工人的感情；三是“文革”下放劳改，体会到了“当官嘴大，当兵嘴小”。我在五七干校时曾经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但造反派说：“你还指手画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也与“五虎上将”中的其他人一样，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安排和重用。他先是于1977年调回辽宁省财贸办复任副主任，后于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又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
虽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转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期间已经过去了26年，当年34岁的辽西省委书记已经是65岁的老人。但是，国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郭峰也随之重新焕发了青春，勇敢地挑起了组织上赋予的重任。他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省委一班人，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开拓创新，很快就使辽宁省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良性发展的好局面。
1985年，郭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1995年，郭峰在80岁寿辰之际，赋诗一首，总结了自己80年来的战斗历程：
每忆八十历历程，如磐风雨奋然行。
牢房战地英雄气，水远山高坎坷情。
筋骨几番经烈火，肝肠数度铸忠诚。
每思壮士牺牲志，何计生前身后名。
2005年4月13月，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3 “委以重任，实际解决”
叙述完“张、张、赵、马、郭”的曲折经历，人们一定会发现，昔日的“五虎上将”虽然在当时被认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经受了20多年的磨炼，但他们几乎是同时在1979年被重新安排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然而，重用归重用，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部门作出任何关于“五虎上将”平反的决定，甚至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说明。
历史是凝固的过去，不会出现任何一段的空白。只是当过去尚未完全凝固时，对历史的总结需要时间和人们抛弃功利后的认真思索。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五虎上将”从被说成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那时起，虽然他们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没有发现高岗的阴谋，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想“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于1955年4月5日公布后，同年4月中旬，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前往张秀山、郭峰、赵德尊所在的沈阳、旅大、盘山等地，通过侧面了解和正面谈话，调查了解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在中央公布决议后的思想动态，并向中央打了报告。
虽然这份报告只讲了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的思想动态，但足可以代表当年的“五虎上将”在上述决议公布后的表现与复杂心态了。
中共辽宁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他们到任后在工作上一般说是积极的，能钻研业务，工作深入，能发现与解决一些问题，还想做好自己分管的业务。但他们在工作上也表现了谨小慎微，不够主动，不愿多管自己工作外的工作。愿做具体工作，不愿出头露面，在原则政策、时事问题上很少表示个人的意见。从上述情况看，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党分配他们到基层锻炼考验的措施。但由于对错误认识不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在工作和思想表现上虽有积极的一方面，但多注意形式和生活小节，还不是老老实实地、以真诚悔过的赎罪态度，真正积极地工作。
中央公布这一事件，并且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有些出乎他们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负担沉重。他们一方面表示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这是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对自己也是更深刻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仍从个人打算，顾虑多端。张秀山同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广播后走到办公室以沉重的声音向史景源（场长）说：高饶问题中央已经公布了，并将我们这些人也公布了，这回算是臭名远扬了。他考虑：我再到分场工作，群众是否会相信我呢？你是反党反中央的张秀山啊。因此，情绪苦闷夜间失眠。赵德尊同志在这一事件公布后，也骤然消沉。以前是业余时间经常打球，公布后两三天时间内不再与别人接触。在这次与党委同志谈话中吐露：我的名字是否能登报，过去曾问过林枫同志，当时未肯定，现在已上报了，不仅国内都知道了，连国外也知道了，并且在党史上记载的。我的精神很痛苦，如像伍子胥。并且唠叨着说，我对人生问题不感兴趣，我很希望党能用流血的办法考验我，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安慰。郭峰对党中央对他的处分有顾虑，说，中央对我的处理是否就这样了，将来如何我不知道。张秀山也探问，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