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郭峰只担任了一年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即因“高饶事件”的出现而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所以，虽然饶漱石已经与郭锋谈了话，郭峰也已经准备交代工作，并且还派人去北京联系住房，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工作。
然而，不但在一些非法出版物中郭峰被绘声绘色地描述成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的“重要干将”、“得力助手”（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西苑风月》一书就这样称谓），就是在一些正式出版物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描述。
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在描写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就这样写道：
此时，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在发言，他的言辞十分激烈：
咱共产党，本来是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可咱就整不明白，为什么中组部的个别领导，好，直说了吧，也就是安子文同志，却对剥削那么保护，对富农、对资本主义那么有感情！咱东北在高主席的领导下，土改后农村形势很好，经济发展很快，广大农民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但是也出现了新富农，出现了党员雇工的问题。高主席明确指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别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高主席非常谦虚，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非常强，只是咱对党员雇工这个重大问题，要向中组部请示，不能擅自作主。咱请示了，等啊盼啊，想不到中组部的复信是这样说的……(2)
本书已经叙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和组织部部长郭峰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这两份发言稿至今仍在，《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一书中的不实描述，读者们一看便知。
而且有必要提醒非东北籍的读者，“咱”的用法虽然是东北的方言，但这一方言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在东北的辽宁省，而“东北局的组织部长”郭峰却是吉林人。
郭峰1915年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西刘家屯。1923年8岁时，入德惠县窑门两级小学读书，1928年来到长春私立自强学校学习，1931年2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8月又考取了吉林大学预科。自幼就聪颖好学的郭峰时年只有16岁，读书入仕的美好前程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他等待开学后进入吉林大学预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梦难圆，郭峰只好回到农村家中。第二年春，一心想上学读书的郭锋又考入了著名的吉林省立第一中学。
吉林一中当时是吉林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32年1月，郭峰在这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6日，郭峰在吉林东便门一带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日伪当局逮捕，同年10月经保释出狱后，他潜赴北平，入北平知行学校读书。1934年1月，郭峰因反对学校当局发放救济证不公平被赶出学校，同年3月，又考入东北中山中学读书。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峰积极参加，又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名单，只好又一次离开学校，于1936年5月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
1936年8月，郭峰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高翔”，来到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后又在东北军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师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3月东北军五十三军工委成立后，他为工委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下层士兵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五十三军工委撤销，郭峰于10月来到我党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后参加了冀西游击队，并担任了冀西第四游击大队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郭峰先后担任了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太行一分区副政委、中共太行一地委书记、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奋战在太行山下。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返回东北，创建根据地。他先后担任了中共西满分局委员、吉黑纵队副政治委员、吉江地区行署主任、吉江省委委员、辽吉省委三地委副书记、辽吉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辽吉省委民运部长、辽吉省委常委、辽吉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48年7月，辽吉省委改为辽北省委，郭峰任副书记。1949年5月，辽北、辽西两省合并组成新的辽西省委，年仅34岁的郭峰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党在东北地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东北全境解放后，年轻有为的辽西省委书记开始逐步得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重用，于1952年7月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成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成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的重点审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