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饶漱石当时患有面部神经痉挛症，看和写都有困难，这份书面检查，由他自拟大纲后，逐点口授，让秘书记录整理，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成。一直到1954年年底后，才定稿签字，上报中央，等候处理。
对于高、饶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在高岗自杀前后的想法变化很大。在高岗自杀前，毛泽东曾有过在他们作出检讨后，撤销原有职务，安排到基层工作，给予改过机会的打算。即使在高岗自杀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打算保留饶漱石的党籍，认为这样做对党比较有利。一直到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预备会，请各代表团讨论大会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谈高、饶问题）时，尽管已有不少代表不赞成把饶漱石留在党内，纷纷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政治局在1955年3月18日开会，经过讨论，仍然认为“不必改动原来的意见，应向代表进行说明”。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讨论到高、饶问题时，他说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合乎实际的，是一种政变式阴谋。尽管如此，全会最后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表会议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
不过，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召开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55年3月21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三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虽然这段文字比较长，但目前很难找到比杨尚昆的回忆更详尽的材料，所以下面全文引述，读者们可以从中了解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杨尚昆说：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据我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
1954年底前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苏共与南共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个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后向陈麒章（饶漱石秘书）等人大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陈麒章等将饶的这种反常表现如实地向中央办公厅分别写了两份书面汇报。这两份书面汇报由全国党代表会议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作为讨论高饶问题的参考资料。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
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部长；上海解放，先后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三百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
事情得追溯到上海市解放前夕。当时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内定的上海市委书记，提出在上海解放后清理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要采取“以特反特”的方针，并在江苏丹阳亲自接待了由扬帆引见的大特务胡均鹤，交代扬帆将胡带去上海使用。胡均鹤早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30年代被捕后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抗日战争初期，他被日伪逮捕，又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我党叛徒李士群的重要助手；1942年前后，李、胡为给自己“留后路”而同潘汉年建立了情报联系，并曾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刘晓等人安全通过封锁线返回淮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胡再次成为国民党中统骨干；后来他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派人去香港向潘汉年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潘将此事电告扬帆。扬取得饶漱石同意，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把胡暂留在解放区作为备用的“特情”人员。上海解放后，扬帆在市公安局主管情报和清查潜特等工作，他认为胡均鹤呈交的《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对上海的镇反有重要参考价值，便在组织“情报委员会”时，提议让胡担任主任。这项任命，也报经饶漱石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