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至此,高岗问题在其本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八个月后,终于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形式“盖棺论定”。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盖棺”未必能够“论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史料的发现,人们的认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2 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从1954年2月15日上午开始,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总共开了七次,分别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局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漱石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饶漱石作检查,参加者有各大区及中央各部人员共66人。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与高岗问题座谈会的一个较大区别,是饶漱石一直参加了会议。因此,与会者在对饶漱石问题揭发的过程中,可以与饶漱石随时对证。
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中,归纳了座谈会对饶漱石问题的几项结论:
(一)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
(二)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三)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权夺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
饶漱石对与会者揭发自己的错误,有的承认,有的否认。他在座谈会期间的最大顾虑,就是害怕别人把他和高岗放到一起。因此,他虽然承认自己与高岗“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并且对个别问题也是相一致的”,但他又极力表白自己和高岗不一样,辩解自己和高岗是有区别的。
饶漱石在座谈会上说:
坦白讲,在这几天会议上,我有两个大错误。第一,我曾经有这样一个顾虑;是不是我犯了错误之后,真的假的都加在我的身上呢?我相信党,我相信同志,但是这样事实不好辩呀!所以开始我是有抵制的,认为这个会议既然要对证材料,就在材料上斤斤计较。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前天昨天我才大致上解决了,因此谈在组织部的材料我就不多讲了。
另外一个顾虑:好像我同高岗一样,这个顾虑在昨天特别厉害。前天我听到高岗同志的反省报告,我觉得高岗同志牵连那样广,那样多,如果我承认这个东西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同他一样?所以,昨天我专门找安子文同志谈这个问题,谈了四个钟头。我说:你对华东的干部不熟悉,你对组织部的干部熟悉,请你客观地研究一下,我是不是和高岗的性质一样?我有这样一个顾虑,请你帮助我弄清楚。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并且对个别问题也是相一致的。但是在政策方面,我是没有批评过少奇同志的,只是在干部问题上,对薄一波同志、彭真同志的看法和少奇同志是不一样的。关于这,我曾经和少奇同志谈过几次。过去我和少奇同志在其他方面都是很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搞得不好。今天讲完全是我的宗派主义。以前说是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有宗派主义,现在证明是我错了。四中全会彭真同志检讨,在财经会议那样搞以后,我自己是宗派主义。因此少奇同志完全是正确的。我回想过去跟少奇同志之间没有其他争论,就是在干部问题上。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有的。在这一点上我同高岗是一致的,他也恰恰讲少奇同志在干部方面有宗派。我曾作了一番研究,是不是少奇同志是宗派头子呢?少奇同志也问过我:“你是不是感觉我这样?是不是你感觉我没有划清界限?”我说我怎么会这样讲呢?当时我是这样讲的:你应该批评他,因为你批评他比别人批评他作用大。这是在财经会议上谈的。所以我感觉这几个人有宗派,这个认识曾经取消过,我说我对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看法过去是错误的。但是在财经会议以后,我又恢复了,我感觉以前我的看法还是对了。这个东西一直坚持到四中全会以前,我对彭真同志的这种看法取消了,完全我错了。对彭真同志是我错了,对薄一波同志也是我错了。讲人家宗派,结果自己恰恰事实是宗派。认为少奇同志那天没有批评他,是客观上纵容了,这是错误的,恰恰少奇同志是对的。自己是宗派主义,反说人家是宗派主义。这中间包含有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