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管饶漱石自己是否承认，组织上的认定是不会因为他个人的意见而更改的。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后，饶漱石也被停职反省，待在家里写检查材料。
4月1日至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
会议认为：
“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
“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巧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重要原因。”
饶漱石停职反省后，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了一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待了在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第一，关于1934年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关系的错误。承认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赶走他的结果。”
第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承认自己“当时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当我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没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
第三，关于来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从个人主义出发，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自己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自己，而且竟然在毛主席已经睡下后，“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
第四，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承认自己在去年七八月间，在与安子文的争吵和处理过程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
但是，饶漱石在这份检讨中，并不承认自己“全面反对刘少奇同志”。他说：
“我过去同刘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地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是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