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搞出了一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又出了个“彭高联盟”；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刘少奇时，使用了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些材料。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高饶事件”在高岗死后，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索。
1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高饶事件”定性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但高岗的后事按照周恩来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用了很好的棺木，没有火化，于8月21日安葬在北京郊外的万安公墓。
高岗的灵柩是由一辆大卡车拉往墓地的，伴随的亲人只有从陕北赶来的胞兄高崇义和妻子李力群。车上没有花圈，人们也没戴黑纱，棺材上盖着几片麻袋。下葬时没有告别仪式，甚至也没有亲人的痛哭。
下葬当天没有来得及立碑，但后来立起的墓碑是一块没有任何字迹的无字碑。
高岗在昏睡中走了，人们在静默中将他葬了。
高岗生前并没有离开东交民巷8号。但他死后，妻子李力群和孩子搬出了这个住所，搬到了由周总理亲自指示有关人员帮助找的一处比较合适的院落，几个子女的生活费用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由中央有关部门定期发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力群及高岗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为了让无辜的孩子们免遭迫害，周总理又让李力群劝孩子们暂时改随妈妈的姓。当时李力群与高岗的大儿子高轩已经大学毕业，去了河南插队劳动；大女儿延延和二女儿安安已经高中毕业，改为“李延延”和“李安安”，不久分别到湖南和甘肃插队，当上了“赤脚医生”；小女儿滨滨1948年出生于哈尔滨，当时只有18岁，高中尚未毕业；小儿子燕生是在高岗去世后三个月出生的，当时只有12岁。周恩来建议说，让孩子做个纯洁的人吧。于是，滨滨改名为“李洁”，燕生改名为“李纯”。李力群本人则于1967年被下放到安徽干校。1970年，周恩来派人将其接回北京，安排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并将她的孩子们也都调回了北京。李力群还于1974年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虽然党中央对高岗的家属做了比较妥当的安排，但高岗的问题并没有完结。
高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1954年2月26日，合众社在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上，在推测毛泽东的继承人时就提到了高岗，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看到合众社的这篇报道，毛泽东于1954年3月4日批示说：
“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195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苏共中央通报了高岗自杀的情况。
通报中说：
苏共中央：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3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央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毫无悔悟表现，反于8月17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