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昔日的“高主席”成了失去行动自由的被管教对象。
不过，当时对高岗的管教并不十分严格。管教组的组长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成员有警卫处处长李叔怀和公安部派来的赵光华，甚至还有高岗的妻子李力群。管教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高岗反省，督促高岗写出检讨材料。管教组直接与周恩来总理联系，周恩来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高岗的情况，管教组也要一周向周恩来作几次当面汇报。周恩来于1954年4月20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后，中央委托邓小平负责高岗的管教工作。一个月后，管教组的工作又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
1954年高岗在北京
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2日晚上，老战友习仲勋、贾拓夫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到了东交民巷8号，对高岗进行帮助。
此时的高岗在大家的帮助下，经过认真的反思，还是愿意悔过自新的。
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态说：
党十八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提拔爱护无微不至，希望我成为人民驯服的工具，替人民做点事。但是，我自己辜负了中央和主席，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主席和中央采取治病救人方针，对我一再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的觉悟，而我自己却一错再错，竟可耻地采取叛党自杀的行为。我愈反省愈感到沉痛，愈感到对党对人民欠一笔债。我同意总理的结论的精神，我将很冷静地从几个不同的工作地区特别是在北京时期，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反省我怎样从小个人主义到大个人主义变为野心家的。我一定会沉痛认罪，向党中央和主席彻底交待，听党怎样对党有利就怎样处理。
高岗还在信中保证说：
我向党和主席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高岗还在这封信中提出搬出东交民巷8号，搬到一个小一点的地方住。
高岗这封信是写给周总理的，但他并不知道，周恩来已于4月1日启程去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一直到4月12日才返抵北京。
高岗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错误表示要“沉痛认罪”，好好反省。但他在信中提出的“让出东交民巷8号，搬到小一点的地方住”的建议，却并非自己的主动提出，而是4月2日老战友习仲勋奉周总理之命来对他进行帮助时给他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临去苏联之前已经指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最好在半个月内把给高岗的房子准备好。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徐子荣与杨尚昆一起，在北京西郊（公主坟南边）为高岗找了一处住房，只是该房需要修理，一时还无法搬迁。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待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待。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
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
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
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
那就写上吧。
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