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最后说：
同志们！我们大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让高岗这个蜕化变质的野心家从我们的队伍中滚出去吧，我们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是一定要继续胜利的。
罗瑞卿的这份发言稿是经中央书记处审核修改过的。4月17日，毛泽东曾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作如下批示：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主持会议的林枫做了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恩来同志的报告给我们极大启发和深刻教育，这是我们会议开得好的决定关键。会议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周恩来同志报告的精神，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蓄谋已久，其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早已积极进行。与会同志对高岗这种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一致表示极度愤慨，并认为中央及时地揭露和制止了高岗和饶漱石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是我党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宗派活动，与会同志对于他们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深为憎恶。会议对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的原则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与指责，对部分高级干部中所存在的骄傲情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也进行了初步的检查与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与会同志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对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大的教育。
林枫的发言提纲也是经中央有关领导审阅修改过的。从林枫的总结发言中可以看出，经过近一个月的会议，无论是与会者还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高岗错误性质的分析都在进一步拔高，对张秀山等东北局负责同志错误严重性的认识也在逐步升级。
林枫在发言中将高岗错误的开端进一步提前，提出：
高岗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即积极进行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并找到了某些同谋者和积极支持者，来把持东北局的领导。
我们知道，高岗任东北局书记的时间，是1949年3月。
4月24日，大会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这份建议字数很少，全文如下：
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4月25日，东北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这次高干会议所通过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在过去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特恳请中央给予组织纪律的处分，以严肃党纪并教育全党同志”。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并于5月4日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和林枫、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批转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军以上党委。
至此，对揭发批判“高饶事件”有重大影响的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全部结束。后来被称为高岗“五虎上将”的“张、张、郭、马、赵”，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推出。
4 生命的终结
高岗2月17日虽然自杀未遂，但这次自杀行为却对其最后的人生历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2)
高岗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认识和对高岗其人的管理，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事件未发生之前，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公开点高岗的名字，而且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月28日，毛泽东在和杨尚昆谈话时，还提出对高岗要坚持正面批评的方针，“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3)。但是，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对此事深感厌恶的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认为高岗的问题已经不是党内错误，高岗已经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党叛国”的罪恶道路，只好“随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