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第一天，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恩来作完报告后，于3月28日返回了北京，罗瑞卿则留下来继续指导会议。
这次东北高干会议是大会小会相结合，检讨、揭发一并进行。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一些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多数检讨了两次；周桓等30多人在会上做了揭发批判高岗反党反中央活动的发言，发言的总人数达42人。
罗瑞卿在发言中首先重申了这次会议的任务：
这次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传达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并依据党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彻底揭露高岗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滔天罪行和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的恶劣影响。
然后，罗瑞卿明确说高饶联盟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同志们！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反党反中央并企图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阴谋野心分子高岗和一个实际上形成同高岗反党联盟的饶漱石，是不是一种什么特别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事呢？不是的。这是更加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企图分裂和破坏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接着，罗瑞卿提出，高岗的“罪恶活动”“至迟是在1949年开始了的”：
“高岗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就今天已被揭发的事实来看，是早就开始了的，这是一种有计划地在党内进行煽动和组织宗派，以便分裂党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他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当作独立王国和反党反中央的资本，并且着手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进行改造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我们东北地区的某些党组织首先是东北局，或者已经受着他的操纵或者在政治上、组织上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腐蚀。”
“高岗的这种活动至迟是在1949年开始了的，到现在时间有五年之久。”
罗瑞卿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高岗“反党活动”有“两个纲领”：
“他进行活动的口号，或者叫做他的活动纲领，一方面强调‘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所谓‘东北特殊论’、‘东北先进论’和‘东北一贯正确论’，实际上是要拿来和中央竞争领导地位，把东北地区同中央对立起来。另一方面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进行篡夺中央权力的障碍，所以拼命反对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高岗反党、反中央，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活动的另一方面的纲领，就是他拼命地反对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有一系列的错误，说少奇同志有宗派，说少奇同志支持彭真同志在东北初期的错误等等。”
罗瑞卿认为“高岗反党活动的步骤和目的”是：
他的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步骤，就是要把东北地区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企图把他的“独立王国”的影响超过中央的影响，无耻地胡说他比中央还正确，配合他的反对刘少奇同志的煽动，以便他推翻中央的领导，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爬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他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党变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党，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重新变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统治下的国家。
罗瑞卿在发言中还点了张秀山、张明远的名字，并宣布高岗“已经自绝于党”：
正如会议上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他的主要领导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领导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他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同高岗的罪恶是有区别的，对于高岗的某些阴谋，他们有的可能还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很清楚，但他们的错误绝不是一种普通性质的错误。他们这次虽然也进行对于错误的检讨，但是检讨得还很不深刻、很不老实。这就无法证明他们确实抛弃了错误，确实与高岗划清了界限，确实与那个宗派断绝了一切联系，重新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他们这种不彻底检讨错误甚至是坚持错误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取得同志们的原谅与宽恕的。应该说明：高岗已经自绝于党，高岗的叛党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党内问题的性质，但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而和高岗还有区别的一些同志，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则还是属于党内问题的性质，因此，党仍然希望他们迅速改变态度，继续检讨，彻底交待，坚决抛弃自己的错误，坚决抛弃那个反党的宗派，停止任何的非法活动并要有决心同那个宗派内的坚持错误的任何人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