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衡来到部队之前，部队曾经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钦差大臣”杜衡来到部队后，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在不作任何调查就草率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后，杜衡又回到了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的报告。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6日和7日，分别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和《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
《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
(4)
《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则提出：
“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提出：
陕甘游击队应“迅速回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即杜衡）同志任书记”。
信中还提出要成立正式红军，请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
4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给陕甘游击队发来指示信，继续批判游击队“现在还坠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你们的错误还没有根本了解”。
4月中旬，杜衡又代表省委，和刘志丹、黄子文一道，来到陕甘游击队的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
部队改编后，高岗在刘志丹麾下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陕甘游击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虽然中央同意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战的游击队还不可能按照“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主观愿望来战斗，况且上级领导的决议也是在不断地变化。5月10日，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
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
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逃脱”案。
高岗“临阵逃脱”后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5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在谈第九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时，提供了高岗后来的下落：
6月3日傍晚，先锋队（九支队的前身，笔者注）在延长县沙滩坪附近梢沟村宿营。当时细雨濛濛，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还未吃饭前，我正在调理伤口，突然有个人进门来，问：你们是否老师家的人（师祝杰，鸦片烟保运局的保镖头，手上有30多条枪）？众人回头一看，那人身穿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即刻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们的支队长阎红彦，五支队二大队长高建章（高岗的化名），我是中队长。今天凌晨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败，我们在找大部队，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我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他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二十一支枪，高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我们先锋队里的经理处长党益三1928年到1929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我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木套枪和皮子弹袋来了。他们讲的与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他们还说，他们下午在后面一直跟了我们一下午。高岗下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富县、吉子砚打仗，在英旺镇消灭了高双成一个营，临镇打了一仗，估计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