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2页。
(2)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
(3)《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97页。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卷），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44、54页。
(5)高朗亭：《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创立发展情况》（1983年5月25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6)《访问王世泰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8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155—156页。
(8)《贾拓夫同志谈陕西党史问题》（1982年4月4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四 恢复红二十六军
红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建立的主力红军部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兴衰，是与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而红二十六军能够从挫折中奋起，高岗是功不可没的。
1 陈家坡会议
高岗于1932年6月离开陕甘游击队到省委工作后，陕甘游击队并未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1932年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委任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强迫部队执行“左”倾路线，不到一个月内同敌人打了三次硬仗，结果全部失败，引起指战员不满。他却认为是阎红彦等人搞阴谋，便通过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省委重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
谢子长任总指挥后，部队采取了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但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杜衡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于1932年12月18日来到了游击队。12月22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并要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勉强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了部队。
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党委书记汪锋，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史克寿。红二团下辖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共200余人。
红二团组建后，决定在位于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属铜川市）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部队开赴照金后，很快就消灭了当地民团，并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起游击队，打开了局面。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李妙斋任总指挥。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祥任总指挥。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十几支游击队。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至此，东起香山，西至淳化塬畔，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4月下旬，敌人以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根据地。面对强敌，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跳出敌人的包围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部队扩大到500余人，迫使进犯照金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