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继续与苏雨生部合作，争取联合苏雨生部参加到计划中的西北反蒋大同盟中。
有奶便是娘，占山便是王，这是军阀的共性，苏雨生也不例外。自被“马家军”击溃后，他又收拾残部，逃到了陕西，投奔了杨虎城，被杨虎城收编为警备骑兵旅，驻防彬县。
由于有过与苏雨生合作的经历，刘志丹接省委指示后，立即率部来到了彬县，任苏雨生部团长，驻守旬邑职田镇。刘志丹在职田镇一方面训练部队准备起义，一方面发动群众，分了地主老财的钱粮，大地主刘日新上吊自杀。
刘志丹的义举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遭到了地主老财的攻击。气急败坏的当地豪绅联名写状子到西安诬告刘志丹，说“渭华暴乱的匪首”又在旬邑作乱。
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指示下，反复无常的苏雨生借机逮捕了刘志丹，并给刘志丹戴上了12斤重的铁镣，严刑拷打，押入大牢。
刘志丹的被捕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立即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并委派时任省委交通工作的高岗赶到彬县探望刘志丹。
高岗是离开老家高家沟后来到省委机关担任交通工作的。接省委的指示后，高岗即刻只身一人来到了彬县监狱，与刘志丹会面。
高岗后来回忆说：
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2)
关于刘志丹入狱后省委派人来看望的情况，虽然目前一些出版物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甚至有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之间的大段对话，但实际上这些很生动的内容都是对高岗在这篇文章中的上述记述的演绎。因为当事人刘志丹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回忆，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另一个当事人高岗的这段简短叙述。
然而，那些大段描写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如何交谈的著述，并没有说这个“省委派来的人”就是高岗。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历经磨难，坚忍不拔地开展兵运工作，在西北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亲自找杨虎城说情，请求杨虎城命令苏雨生放人。
在多方营救下，杨虎城下令苏雨生放人。曾经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彬县接刘志丹出狱，使愈挫愈坚的刘志丹重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兵运工作中。
2 参加陕甘游击队
1931年5月，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打进了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工作。
陈珪璋是个开油坊起家的小军阀。他当时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师长，驻守平凉，统治陇东14个县，但他与周边的军阀交恶，四面楚歌，处境不利，急需帮助。所以，他虽然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人，却仍然想利用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也借此以陈的名山义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招兵买马，寻机兵变。
这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策动甘肃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委派与刘志丹多次交往的高岗去平凉与刘志丹商讨兵变事宜。
关于高岗与刘志丹在这期间的联系情况，长期与高岗在一起工作的张秀山曾经有过如下回忆：
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克塬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
(3)
然而，这些单纯的兵变明显带有盲动的痕迹，过多依赖于军阀，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与陈珪璋冲突中被打散。
部队被打散后，刘志丹只身回到了南梁堡，高岗则又返回了驻西安的陕西省委。
几年的兵运工作屡战屡败，使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军阀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