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阎红彦，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陕北硬汉，1909年9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不满15岁的阎红彦就因生活所迫，到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了一名勤务兵。
李象九是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革命气息浓郁，使阎红彦迅速成长。1925年4月，不满16岁的阎红彦便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阎红彦跟随李象九参加了清涧起义。193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来到太原。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1931年夏，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击，被迫西进。9月3日，仅剩30余人的游击队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到陕北后，9月6日，游击队领导层进行了改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的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来到了阎红彦的老家安定县，与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接上了头，并通过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也迅速地由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
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找到了在这里活动的刘志丹。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一支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于陈珪璋部兵变失败后来到这里，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这支武装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实力大增，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为了加强对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领导，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了南梁。俩人来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
从此，高岗开始了在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军旅生涯。
3 临镇失守
在高岗的军旅生涯中，既有“赤臂战劳山”的英雄传说，也有“临阵逃脱”的不光彩记录。
所谓的“临阵逃脱”，就发生在1932年6月的临镇战斗中。
1931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决定将党领导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盟军下设一、二两个支队，师祝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1月初，同盟军来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一边进行整编，一边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
但是，同盟军在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因此，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谢子长下令突然解除了二支队的武装，然后就宣布二支队解散，刘志丹也被软禁。
这就是后来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嘉塬事件”。
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
2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省委常委李艮接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兼队委会书记。然而，李艮因故并未到职，省委又派省委书记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前来部队“视察”。
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在教条主义地执行“左”倾盲动政策，对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朝令夕改，不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