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
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7)
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1月22日，他致电刘少奇说：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8)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
1月30日，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然而，虽然高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后来的结局竟然会是如此的严重。
3 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经过紧张筹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条件已经齐备。1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意见，介绍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会议决定七届四中全会将于2月6日召开。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共有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因病因事缺席9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2人。
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做了重要的发言。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刘少奇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比较详细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提请四中全会予以审查和批准；第二部分简单说明了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第三部分是整个报告的重点，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
当前我们的党面临着两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军事、政治包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复辟；另一个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而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被消灭的命运，正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进行拼死的抵抗。对于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都认识清楚了。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
“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