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竟然会在以“我”为首的司令部之外，出现另一个司令部，问题何其严重？岂能坐视不问？
据杨尚昆回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就高饶问题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2)
还是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请假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在安排妥当后，毛泽东于12月24日当晚，乘车南下杭州，也住进了高岗不久前住过的刘庄，一边休息，一边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2 高岗想当面向毛泽东检讨
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欲把刘少奇拉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他仍然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搞非组织活动。但是，毛泽东在12月24日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太严厉、太明确了。虽然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举行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这三大重点工程的开工生产典礼。鞍钢的这三大重点工程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中首先竣工投产的项目，中方和苏方都很重视。苏联方面特意委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赴鞍山参加落成典礼，中国政府决定派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参加，陪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参加完鞍钢三大工程落成典礼后，高岗又于12月28日来到沈阳，出席由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感到形势不妙的高岗，除重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外，还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也要求东北局要团结在林枫的周围开展工作。
会后，高岗在沈阳度过了他的最后一个元旦，于1954年1月初返回了北京。
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从沈阳回到北京后，高岗的感觉更加不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在与他们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3)。
在毛泽东向苏联人吹风之前，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且在12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予以通过，随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