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东北局内部私下里也有“组织上林、秀、远，工作上远、秀、林”之说（林、秀、远即林枫、张秀山、张明远。高岗认为张明远的工作能力要超过张秀山，所以又有远、秀、林的排列）。
不过，虽然高岗在负责东北局工作期间，在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些毛病，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来看，还是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
正如张明远所说：
“在干部工作中，东北局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坚持德才兼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五湖四海，不讲‘山头’，不论资排辈。因此，东北的干部虽然有的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土生土长；有老干部，也有新生力量。但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各尽其才地为建设新东北做贡献。这也是东北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些原则。”(5)
这次奉调进京，对于47岁的高岗而言确实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在某种程度上，高岗的国家副主席职务还只是一种象征，他的实际职责还是主政东北。
但中共中央调高岗进京，并非是仅仅让其坐在国家副主席的高位上，也不是什么“调虎离山”，而是让他负责组建和领导极其重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在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成立的，职责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编制全国长期和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仅从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时的“豪华”阵容中也可见其重要性之一斑：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高岗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副主任：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
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暮桥（这十五位委员中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暮桥四人是专职委员，其余是兼职委员）
1952年10月8日，高岗离沈进京。
随同高岗来京的工作人员有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到京后任计委专职委员兼秘书长），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安志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弟弟，到京后任计委专职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王光伟（到京后任计委副书记）。此外，高岗的政治秘书赵家梁、生活机要秘书董文彬、卫士长白俊杰、副卫士长韦宝玉以及几名警卫员也一同来京。但高岗妻子李力群和几个孩子此时并没有随同来京。
高岗进京后当务之急是尽快组建计委。制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方案，购置房产、设备等所需硬件，筹建工作任务繁重。好在高岗工作起来雷厉风行，手下的人员也个个能干。
行政事务由王光伟负责。先在位于六部口的翠花湾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安营扎寨，高岗和秘书就住在此处。然后选中南河沿原北大三院作为办公地，又在羊尾巴胡同和奶子府各买一处楼房做宿舍。虽然条件比较简陋，但安顿迅速，工作也很快就开展起来。
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工作由安志文和马洪负责。他们与中组部、中财委研究确定计委的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把中财委计划局（宋劭文为局长）、统计局（薛暮桥为局长）和物资局（朱理治为局长）成建制地划归计委，专家局的全部专家和大部分翻译也划归计委。此外，中组部还从全国各地调配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到计委工作，仅东北工业部就调来上百人。
筹备工作有了眉目后，高岗于10月下旬返回沈阳处理东北的工作。
此时高岗虽然奉调进京工作，但仍然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还要负责东北的党政军工作。10月26日，他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做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11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东北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11月28日，他文出席了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报告。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高岗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东北人民政府三年来的各项工作，说明了东北人民政府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施政方针和任务，使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他指出，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作获得重大成就是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全东北人民的辛勤努力，苏联专家的热心和积极帮助，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工作的结果。他在报告中还阐述了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改变大行政区组织机构的意义，提出了关于东北区1953年工作任务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