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北机构缩小后，多余的干部一部分送中央，一部分调至各省市各企业及基本建设部门。(1)
东北局提交的方案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认可。7月18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拟了一份转发东北局关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变大行政区机构与任务的初步方案的通知，提出：
“中央认为东北局关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变大区行政机构与任务的初步方案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拟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2)
同一天，刘少奇还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呈报由杨尚昆和安子文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刘少奇在信中说：
“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自主席提出后，我找尚昆、子文及组织部其他同志谈过几次，并和高岗、邓子恢、习仲勋同志谈过。”“整个方案自须待9月以后的中央会议才能决定，但目前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方案的原则进行一些准备，抽调一些办事人员来中央，特别是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2a)
8月4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2b)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的机构设置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调整，变动是较大的。这次上调各大区负责同志到中央工作，是党中央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也是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尝试。对此，党中央是十分审慎的。
9月23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高岗：
高岗同志：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3)
对于党中央的决定，高岗是早已知道的，他对走后的东北局领导层也通过中央进行了安排。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时，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李富春，常务委员有林枫、张秀山、李卓然、张闻天、张明远等。1952年8月，中共中央调李富春去中央工作，同时任命林枫、张秀山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第二副书记。11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书记仍由高岗兼任。
在高岗离开东北后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的林枫，祖籍山东，生于东北，1906年9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1924年，18岁的林枫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7年3月经在南开中学任教的范文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林枫又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学习，1933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36年任过刘少奇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枫历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晋西南区委书记、晋西区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并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林枫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与彭真等奔赴东北，历任东满分局书记和吉辽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局常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副书记等重要职务。
但是，林枫虽然在东北局内是仅次于高岗的二号人物，可东北局的一号人物高岗却对其缺乏信任。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先在一个一个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山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就说：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4)
然而，虽然有“山头”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如果热衷于“山头”，也必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起家于黄土高坡的高岗基本上是在西北和东北这两块根据地上活动，“圈圈”、“摊摊”的概念在高岗的头脑里比较深厚。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四年间，尽管林枫位居高岗之下，而高岗却一直认为林枫不但工作能力不行，而且由于林枫与刘少奇、彭真长期在北方局工作，所以林枫实际上仍然是刘少奇、彭真那个北方局“圈圈”的人，必须加以提防。所以，高岗在东北期间，对林枫不够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