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
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
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5)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复函东北局，提出了批评意见：
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织，并起带头作用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而这种现象在松江省和黑龙江省的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而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同时要告诉我们的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6)
高岗对于刘少奇的意见和中组部的批评，持何态度？
蒲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
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刘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7)
如何评价刘少奇与安子文的谈话？
周恩来1954年2月16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有过这样的评论：
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不管是刘少奇的谈话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话语也好，还是高岗以及东北局的认识有“左”倾成分也罢，都还是工作中的认识问题，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认识上出现一些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上处理工作中的不同认识问题，将工作中的正常分歧与个人的恩恩怨怨联系在一起，就会将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使本来正常的一个环节变成解不开的死疙瘩。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爆发之前，刘少奇与高岗领导的东北局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就已经产生了分歧。
1949年5月19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指出党内实际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私人资本主义现在不只是可以存在的，而且要发展、扩大。”
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即“东北一党员的信”），全文如下：
少奇同志：
昨天听了你报告中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以后，完全解决了我三四年来在城市工作中的一个极大的思想上的矛盾。而此种矛盾思想也是我所接触的城市工作干部中普遍存在着，一直未曾得到肯定的明确的解决的。现在我觉得解决了此种矛盾思想，是我们根据中央已经发表的有关城市政策，特别是毛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我们觉得很明确。但我们在城市实际工作中，所执行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又往往不得不或多或少地违犯这个方针。否则便可能被批评为右倾是大家都怕的，不得不故意“左”一点，但“左”一点又觉得不对，矛盾和苦闷即由此产生。在去年夏天的城工会议上，大家普遍提出了这个问题，企图得到解决并曾说明这是当前城市工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大家在思想上有矛盾很苦闷，但我们所得到的答复是洛甫同志在结论中所说的：“你们为什么要去注意私人工业呢？听其自生自灭，垮了就垮，你们不能负责，这种右倾思想要不得。”结果大家垂头丧气而返，绝大多数与会的干部不同意，但没人提出，因为怕右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一，大家觉得“垮了就垮”总不如把这部分生产力好好利用起来为好，因为利用它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好处。第二，更现实的何题是垮了之后，工人失业我们怎么办，结果变成，劳资两不利，工人也要抱怨我们。以哈尔滨道外一个牙刷工厂为例：去年城工会之后，两个工运干部去和工人讲话，结果被工人用木棍赶出来。工人说：你们再来我们工厂就要垮了，我们要换饿了。当然这里也可能是资本家利用工人搞我们，但工人确实怕工厂关门、自己失业这个问题。稼祥同志所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纲中曾企图解决，他比较了解实际情况并倾听了许多实际工作同志的意见，我们许多干部基本上同意他那个意见，但去年城工会议时他因病未出席。会后我曾向稼祥同志说过，会议未曾考虑大家所提出的意见和反映的实际情况，他默然未答。今年1月我又问富春同志，他说我现不答复将来再谈。今年5月我临离开东北时又问富春同志是否可以答复，他说快了你等着吧。直到听了你报告的第一个问题之后，我得到答复，问题解决了，我只谈到这一点。至于我们在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国营企业是主要的，对这些干部当中都认为是对的并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