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英国军队的第一次进军，从登陆到越过居民点，一路上打家劫舍，抢夺民财，搞得一些贫困家庭彻底崩溃，居民如有不满的表示，便动辄侮辱，谩骂，囚禁。就算我们真需要什么保卫者，对这样的保卫者也实在是忍无可忍。这与我们的法国朋友在1781年的表现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从罗得岛到弗吉尼亚的一次进军，穿越我们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行程近七百英里，沿途秋毫无犯，无人抱怨丢失过一头猪，一只鸡，甚至一颗苹果！
奥尔姆[275]上尉是将军的一名副官，他受了重伤，跟将军一起被抬下了火线，并且一直陪着将军，没过几天，将军就去世了。他告诉我，头一天将军一声不吭，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谁会想到这种情况?随后几天又一声不吭了。最后只说了一句，下一回我们就明白怎样处治他们了，过了几分钟便去世了。
秘书带有将军命令、指示和通信的文件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选了若干件译成法文，再刊印出来，证明在宣战之前英国朝廷已怀敌意。我在其中看到将军写给内阁的几封信，高度评价了我对英军做出的巨大贡献，并提请他们对我给予关注。大卫·休谟[276]几年后在哈考特勋爵任驻法公使时做他的秘书，后来康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又做他的秘书，他告诉我他在那个办公室的文件中看见过布雷多克大力推荐我的信件。不过由于这次远征惨遭不幸，我的贡献好像被认为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那些推荐信从来没有给我派上什么用场。
至于将军本人的回报，我只要求过一个，那就是要他给部下的军官下令再不要征用我们买来的仆役[277]，已经征用的予以遣返。这一点他爽快地答应了，根据我的要求，有几名被送回给自己的主人。后来邓巴当了司令，他就不是那么大方了。他撤到，毋宁说是逃到，费城时，我要求他遣返已经征用的兰开斯特县的三名穷农家的仆役，并提醒他已故的将军在这一方面下过命令。他向我许诺，几天后他将进军纽约，途经特伦顿时让这几个主人来找他，他就把人交还给他们。于是这几个农夫伤财费力赶到特伦顿，可是邓巴拒绝兑现诺言，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感到极度的失望。
损失车马的消息一传开，车马的主人都找到我门上要求按我的保证照价赔偿。他们的要求把我搞得焦头烂额，我告诉他们钱已到位，就在军需官手里，但先要谢利将军[278]下令才能付款，我请他们放心，我已经致函那位将军，提出了申请，但路途遥远，不可能很快就接到回复，他们必须耐心一点；凡此种种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有人开始告我。谢利将军终于把我从这种险恶的境地解救了出来，他委任专员审查了索赔要求，并下令付款。这笔款项近两万英镑，要我来赔就只能倾家荡产了。
在我们得到战败的消息之前，有两位姓邦德的医生[279]拿着一份募捐申请来找我，为一次盛大焰火晚会筹集资金，之所以筹办这次晚会，是想在攻克迪尤肯堡的消息传来之际展示一下万民欢庆的景象。我神情严肃地说，“我想在我们知道有欢庆的必要时，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他们似乎十分惊讶，我怎么没有立即响应他们的建议。“这就怪了，”他们中的一个说，“你肯定认为堡垒拿不下来吧?”“它拿不拿得下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战事胜败有很大的变数。”我给他们讲了我怀疑的理由，募捐就此撂下了，倡导人由此却免除了焰火准备就绪会遇到的一场哭笑不得的尴尬。邦德先生尔后在某些别的场合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预感。
布雷多克失败之前，莫里斯总督接二连三提交咨文，逼迫议会制定法令为地区防务筹措资金，但不可对领主田产课税，而且对没有这种豁免条款的议案一律否决，一直把议会搞得穷于应付，这时候他更是攻势倍增，因为危险性与必要性更大，成功的希望也就更大。但是议会仍然寸步不让，因为相信正义在他们一边，如果听任总督修正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就等于放弃了一项基本权利。最后在一项拨款五万英镑的议案中，他提出只修改一个字；原议案说，一切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均须纳税，领主的财产税不可免除。他把不改为仅。小小一字之变，却是重大之质变！
然而，我们一直谨慎小心，把议会给总督咨文的批复一封不漏地提交给英国朋友，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抨击领主们竟然给总督下达那种指示，真可谓卑鄙无耻，不仁不义，有人甚至扬言他们既然妨碍了地区的防务，因此就丧失了拥有该地的权利。此话一出，领主们心里发憷，便下令自己的岁入总长在议会提供的防务费的基础上，自己再追加五千英镑。通知议会之后，这笔款项便作为他们的一份普通税接受下来，于是便形成了一项带有豁免条款的新法案，随即获得了通过。依照这一法令，我被任命为负责处理这笔六万英镑款项的专员之一。我一直积极参与这一法案的制定，并努力让它通过：与此同时又起草了一项建立和训练一支自愿民兵队伍的议案[280]，没费多大周折就让议会通过了，因为里边有特别规定，让贵格会信徒自由行事。为了促成组织民兵不可或缺的社团，我写了一篇对话[281]，将我能想到的反对那种民兵的意见一一列举出来，并逐个予以回答。这篇文章一经刊印出来，正如我想的那样，产生了巨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