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出几周他就完全效忠撒切尔夫人了。他和他的妻子梅住在萨登汉，他们没有孩子，因此玛格丽特很过意不去常常使他与妻子分开，尤其是在周末。如果她外出旅游或参加某个盛大集会，她总是把献给她的鲜花中最漂亮的一束送给乔治，让他回家带给梅，并为留了他那么长时间表示歉意。
由于工作需要，她也受到了警察保护。由于玛格丽特很会体贴人，她很快就赢得了警卫部门对她的尊敬。她总是以慈母般的口气询问他们的妻子儿女的情况，况且，与多数也会问这类问题的政治家们不同，她总是让人听起来她确实对他们的回答很感兴趣。在她受到保护和配给司机的那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要求调换工作。
尽管她赢得了自己的私人圈子对她忠诚，但这还不够，她还要做大量工作以在国内消除她原来给人那种“声音圆润”的保守党人的不幸形象。在戈登·里斯的促动下，她对自己社交场合的外表形象整个地进行了一番改变。她的嗓音是她最大的敌人，她经常说起她对能去掉林肯郡口音感到幸运。她不愿意说自己的家乡音，只是有时在别人要求时才用她的老口音说一些话。但是她改变口音后说的话听起来有点不自然，没有人会对她说不自然，而只是说在对公众讲话时她的音太高，有时听起来很刺耳。她很有把握地答应改进她的发音。通过龙尼·米勒在戏剧界的关系，她在国立剧院请了一位老师上语音课。经过训练，她的音便降了下来。
她的穿着又是一个问题。她一如继往，从来都是那个“小黑衣配上珍珠”的穿戴风格，在她在教育和科学部工作时这种穿戴颇受讥讽。由于现在不得不安排一些社交活动，她需要较多的供活动用的全套服装，还需要有人来指导她一般在什么时候应穿什么衣服。于是她的朋友吉尼埃弗雷·蒂尔尼给予她很大帮助，她与蒂尔尼一起当上了全国妇女委员会的并列主席。她们俩试了一些理发师，化妆师和时尚的制衣坊，她至今还从那里购置成衣。
那时她的头发染成了淡黄色，数年前在法学协会她头发开始灰白时就这样做了，她强烈感到每个妇女都应这样做。她的格兰瑟姆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威克斯泰德（娘家姓是古德里奇）在分别数年后头一次见到她时，玛格丽特·撒切尔惊叫道：“你那漂亮极了的红头发究竟是怎么啦？”
“白了。”玛·威克斯泰德直率地答道。
“那你得染一染色。”玛·撒切尔说。
“哦，我怕费事。”玛·威克斯泰德说。
“你要染一染头发，”撒切尔夫人强调说，“你要染一染。”
玛格丽特虽然有少数碰在一起无话不谈的密友，但谈到衰老也是讳莫如深。她也担心染上中年常见病，如子宫切除之类。她怕她的脖颈暴露了她的年龄，并开始穿高领衣和戴蝴蝶结领结。她还感到她腿上患了静脉曲张病。最使她恐慌的就是某种女性的虚荣心，就象她害怕没有合适的鞋子与衣服相配一样。
担任领袖就意味着大量的旅行，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从前，玛格丽特却难得如此。她曾随英语世界联合会去美国作旅行讲座，出席过在巴哈马举行的英联邦议会大会，并与一批国会议员访问过俄国。然而国外对她来说仍旧是陌生的，有很长一段时期，她一离开祖国就失去自信心。在国内她也逐步增加了旅行次数，在选举的那些日子里，她去英格兰和苏格兰北部工业区进行穿梭旅行，人们曾认为她最不关心这些地区。然而她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无疑这部分是由于她作为第一个妇女领袖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和好奇感。在1975年剩下的时间里她对整个英国进行了12次旋风式旅行和几次出国旅行，她去了卢森堡、法国、德国、罗马尼亚、加拿大和美国。
在国外玛格丽特感到紧张有两个原因。第一，她从未担任过外交大臣，保守党领袖通常都要任此职，她对外交事务所知甚少。她的长处一直是在经济方面，她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第二，她不像她的那些在公立学校受过教育的同事们，他们在学校学过几种语言，而且他们大都在欧洲大陆渡假日，她对法国的了解都极少，毋庸说其他方面了。在她结婚之前，她还没有到过英国以外的地方。
但是，她自身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即她是一个妇女，因而吸引了国外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那里的妇女运动远比任何国家都要声势浩大。玛格丽特对女权主义从来就很少了解，当问到她是否把她的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妇女解放时，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正如她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有些人远在妇女解放被重视以前就取得了成功。”她还进而说道，所有她截今为止遇到过的政治领袖“都把我看作一个政治家并且公事公办地一起相处”。至于她恰好是一位妇女这一点，她则说，“这从未影响我或分我的心。”这与实情不尽相符，玛格丽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是一个妇女，她尽情领略人们对她的刮目相看和赏识。她喜欢人们吹捧她，喜欢打扮、服饰和珠宝，她很注意她的体重和发型。总之，她喜欢人们说她长得美丽，但这只是在适当的场合，而不是在她开始谈公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