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回到伦敦后不久，爱德华·杜坎决定不参加党的领袖竞选，并且明确声明他将投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票，这样他的很多追随者都转向支持她了。艾雷·尼夫以竞选经理的身份帮助她竞选，与他一起工作的有威廉·谢尔顿，后者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间的同事和副手。这场竞选就这样拉开了战幕，一开始艾雷·尼夫就竭力证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许多最突出的可贵之处。在战争期间他训练过女间谍，他非常尊重妇女，赞赏她们的勇敢。他本人也极其勇敢，是第一个从考迪兹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盟军军官，然后他又潜回战俘营为其他逃亡者组织了一条十分成功的逃跑路线。在玛格丽特身上他看到（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她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
然而，在1月和2月初的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拉选票的竞赛和使足够多的保守党人相信她的这些品质，还不在玛格丽特不得不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对财政立法负有特殊责任的影子内阁的财政事务发言人，玛格丽特有很多有利之处，她可以满有把握地否决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的财政法案。正是由于她对该法案的否决才真正使议会内外的人对她陡然大感兴趣，并对她刮目相看了。人们头一次开始认真看待玛格丽特·撒切尔争夺党的领导权一事。
11月，在她第一次就该法案发表讲话后，弗兰克·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的政情栏上写道：“撒切尔夫人是第一个博得保守党后座议员欢呼的保守党前座议员，他们欢呼是由衷的，而不是出于骑士和贵族的期望心情。……撒切尔夫人让人们看到了她具有铁一般刚毅的表情，而她过去曾被说成是一个靠不住的、放荡的、歌剧式的女演员。”
她对主持这次辩论的社会主义者、百万富翁哈罗德·利弗辛辣地评论道：“获取钱有四种途径，即赚钱、挣钱、借婚姻谋财和借钱。真正体面的先生似乎都知道这四种途径。”
接着，她从利弗先生本人的财政问题转到了国家的财政问题。她说：“昨天，有人提议对违反社会契约的公司应该进行惩罚。但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是，即一些雇主不是社会契约的一方，如果契约受到破坏却要受到惩罚，而那些属于契约一方的雇主反而不在惩罚之列。”
她说到这里转而又盯着希利先生，强烈谴责他在预算讲话中那番圆滑的议论，在那次演说中希利说，物质产品的积累不会带来幸福。她拿出一份报纸，里面有一篇文章引述了这位财政大臣的讲话，说他自己从不储蓄，而且不管何时得到钱，他就“出去为家里购置些东西”。听了这番话，希利先生跳了起来，要求指明这段引语的出处。“《星期日电讯报》。”撒切尔夫人回答道。于是希利先生颓然倒在座位上，尽管还一个劲地咕咕，也无济于事。
一月，离投票选举领袖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她又恢复到斗争的状态。她对工党提出的“资本转让税”法大加批判，该法对赠予、遗赠甚至赈济都课税。她再一次奚落希利先生，把他斥为第一个对善行加以征税的财政大臣。她说：“显然你不明白，你对私人生活实行征税，对经济甚至对整个自由社会实行征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翌日，希利为他的窘境进行辩解。他说：“撒切尔夫人象一个特权阶层的‘帕西娜拉’（‘帕西娜拉’，意为一种叫西番莲的花，这是给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共产党妇女辩论家起的绰号）出现在讲台上，她表明她已决定要看着她的党被称为少数富人的党，我相信她和她的党会对此后悔的。”
人们对什么事都不可能象进行人身攻击那样挖空心思。玛格丽特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说道，她开始本想说希利先生这番话还不够凭空杜撰的水平，虽然他显然已费尽心机。她接着说道：
“有些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些是财政学家，而这一位则是十足的蹩脚货。昨天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我们这一方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一个人对现行的税务知识和提交国会的提案的情况了解得如此少，居然还能当财政大臣，并还在为他的政府讲话。如果这样的人可以算是财政大臣，那末下院里随便哪一位都可以成为财政大臣了。我期望真正体面的先生至少在讲话时要注意实际，因为它会影响所有人，包括象我这样出身于根本就没有特权的阶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