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对他来说成了噩梦。“绝望了……对工作我不知该怎么办……，一切都得我自己做……我的体重几乎不是一百磅……人们在滥用我的工作精力。”1926年5月他声称，如果不派他去各地演讲，他会更愉快。让他做的事超过了他的胜任能力。1925年10月29日在他28岁生日时，他写道：“我变老了，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害怕。我的头发脱了，快秃顶了。但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三个月后他写道：“我看上去很憔悴，太可怕了！”他心里在嘀咕，自己可能得了什么大病。9月他担心他的精神会崩溃。12月他又一次沮丧地写道：“……我感到自己病了。这种鬼天气让我发疯。天天在下雨……我是多么渴望宁静……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吧！”
当他背部有点痛疼时，他马上想自己可能是得了肺结核。这一单纯的想法使他激动，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富有戏剧性的疾病，他联想起许多文人也得过这种病。可是1925年9月，他又像以前一样兴致勃勃地踏上了他的演讲旅途：“我又上路了，又过起了吉普赛人一样的生活。有时我很喜欢这种生活”。几天后：
现在没完没了的旅行又开始了……有时旅行对我是一种解脱。”
他那每月仅200马克的微薄薪水当然不够他开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第二篇日记里（1925年8月14日）就能找到这样几行：“钱，钱，钱！我手头又没一点钱。这真是糟糕透了！”第二天他只好回家去向家里要钱。
有时他把他的忧郁和沮丧一股脑儿发泄出来“爱尔泽走了。天下着雨。我心灰意懒，没有人来安慰我，我感到孤寂，我绝望了。工作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了。现在手头又拮据。我如何摆脱呢？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一切都得我自己做，我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母亲会帮助我，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1926年的日记里他还在为他的债务发愁。
当爱尔泽一去不回头时，戈培尔又开始第三段恋情，他的第三位恋人是他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于1930年到1931年间与玛格达·克万特过从甚密，1931年12月份结了婚。玛格达与大工业家京特·克万特的头场婚姻给她留下一个儿子哈拉尔德，第二次结婚时儿子已经十岁了。结婚照上，戈培尔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站在证婚人阿道夫·希特勒旁边。
玛格达1929年和克万特离了婚这以后性情冲动而又渴望生活的玛格达觉得日子很不充实，于是有一天又是好奇又是无聊地参加了戈培尔组织的群众大会集会戏剧般的排场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于是登记参加了国社党。她的这一举动很让家人和离了婚的丈夫生气。克万特要是不出差或有别的事，每星期都和玛格达一起吃顿饭。克万特一直坚决反对国社党。
玛格达住在总理广场周围的漂亮地段，那时还没有几个党员。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不是门房就是司机所以党地方小组长亲自登门拜访这位美丽高雅而又富有大方的新党员就毫不稀奇了。他给她带去了党的宣传材料，邀请她参观黑德坚固大街上崭新体面的党部办公室。
这位夫人空闲时间很多，很愿意在党的总部里义务工作。有一天她在那里遇到了柏林党区领袖。戈培尔被这位金发美人吸引住了，沉迷于她的优雅风度、诱人魅力、待人接物的灵活有余，更沉迷于她对党、对他自己毫不掩饰的崇敬。他恰如其分地使自己引人注目，没有扮演初学者那种热烈的情人角色，而是作为富有责任心、殚精竭虑的党的领袖的形象出现，不过这位领袖总有时间陪伴一位美丽而吸引人的女士。
他先是不让她把每天做党务工作的几个小时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例行公事上。他让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修改“绝密”文件，带她了解“秘密档案”，交给她整理和掌管。戈培尔数年以前就编制了卷宗。他的档案里包括国内外的朋友和敌人；他研究那些著名的纳粹的对手，但也极为详尽地研究纳粹内部的知名人士。得以窥见机密迎合了玛格达的虚荣心。戈培尔令她敬佩，她已崇敬他。戈培尔回报了她的崇敬，献上了紧紧的拥抱和疯狂的接吻。不久，党区领袖就和他的义务机要女秘书成了一对情人戈培尔此时的物质状况比他从事党务活动初期改善多了。作为党区领袖，他的月薪只有400马克，但他还有500马克议员津贴，同时还有一辆公车可用。他的个人需求已得到满足，这可能因为他出身小资产阶级，受的是俭朴生活教育，要求不高。玛格达渐渐影响了他，他也开始用一流的裁缝和鞋匠。但他在讲台上仍旧身穿简陋的有光呢黑外衣，在街上始终身穿雨衣，头戴宽边软呢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制服。作为一名一流的宣传鼓动者，他一直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也正是他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