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戈培尔有过好几次自杀计划。这年10月1日，他甚至写下了遗嘱。他同安卡闹翻了，因为遗嘱的末尾有这样一句i：
我希望安卡·史塔尔赫尔姆销毁我所有的信件”。另外，在遗书中，他指定拍卖他的全部外衣和其他私人财物及偿还他的债务。他遗赠给他母亲一幅小画，留给当时约11岁的妹妹玛丽亚一个闹钟和允许她自己选出的五本书，对其他家庭成员他也作了类似的决定。
他指定他哥哥汉斯作他的“文学遗产管理人”。对于他这样一位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措辞，他的作品连一行字还未印刷出版，而且他的“文学著作”差不多只是些未完成的各种手稿。
关系中断十多年后，安卡再一次出现在戈培尔的生活中。此间她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离异后生活拮据。在戈培尔刚当上部长的第一年，安卡来找他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戈培尔为她在《妇女》杂志编辑部搞到了一个职位这家杂志社刚刚在戈培尔的怂恿下脱离了乌尔施太因康采恩。不久，安卡就惹得戈培尔大为恼火。因为安卡在朋友圈子里，展示了戈培尔在年青时代与她共处时，赠送给她的写着浮华夸张题词的海涅的《诗歌集》。并非是他从前与一位美丽女人的关系为人所知这件事使他如此难堪，而是他作为海涅的欣赏者被披露而使他十分尴尬。因为在戈培尔任部长的头几周里，他让人将海涅的著作作为“犹太人的拙劣作品”公开烧毁了。
他一生里三位恋人中的第二个人是爱尔泽，莱茵河地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戈培尔的朋友弗里茨·普朗那时正同一个名叫阿尔玛的年轻女教师交朋友。爱尔泽是阿尔玛的女友和同事。两位姑娘都在莱特一所学校任教。爱尔泽是小玛丽亚的老师，很快就发展成同戈培尔全家的友谊。一段时间后，爱尔泽就对这家的活泼好动的小儿子表示倾心，最终同他订了婚。她尤其被他那双富有表情的眼睛所吸引，“他全神贯注”。这四个年轻人，弗里茨和阿尔玛、约瑟夫及爱尔泽几乎天天会面，作长时间的散步，或坐在糕点店谈上几个钟头，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富有的普朗家中喝上一瓶葡萄酒。那时另一位朋友弗里斯格斯也经常参与这个朋友圈的活动，通过他的虚无主义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迷给几小时的辩论增加些风趣。
在这期间，普朗发现自己对政治感兴趣，并在1922年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这使他的家庭大为生气。普朗的父亲，工厂经理，是共济会成员，他和他的朋友们极其憎恨“慕尼黑的宣传鼓动者”的喧闹的政党。相反，年轻的普朗却表现出深受希特勒感动的样子。他的朋友戈培尔那时很少关心政治，他的志向只在文学领域。
戈培尔宣传反犹太主义，但他个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原本是相当友好的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受人钦佩敬仰的研讨课教师贡道尔夫教授。在家乡莱特有位犹太律师约瑟夫博士，与戈培尔家有多年的友好关系。已是中学生的戈培尔常去登门拜访那位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学感兴趣的律师，同他聊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老实说他的未婚妻也是犹太女人的女儿。他经常同爱尔泽谈及此事。她看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在一年年增长。
戈培尔真心爱过这位年轻的姑娘。在1922年圣诞节，他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了许多真挚感人的话：
如果我现在想写几句祝贺圣诞节的话，那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带给你福音。现在不是歌唱快乐与和平的时候，谁要是不想说谎，他就肯定不能在这一年里问心无愧地谈论人类的和平。世界变成了一所愚人院，而那些最优者们正准备在混乱的舞会上围着“金犊”（财富的象征）跳舞。而此时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不承认，他们企图掩盖甚至维护这一点。新时代需要另一种人，人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确实，这些人在这一年中将激动快乐地歌唱基督——和平使者。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没有看到和平，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我心中都没有看到外面沉寂而空旷，我内心华丽的圣坛已经翻倒，欢乐的景象已被打破，世俗开始迁入通常只有神和爱端坐的所在人们称此为在行动中考虑新时代。伟大的命运，我怎么能够经受住你的考验？我不能再当你忠实的仆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最后的和最优秀的人扔掉了你的旗帜走向世界。现在轮到我了同样我必须，是的，我必须走。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谈和平呢？我必须逃离我的家乡，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