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戈培尔想当志愿兵被拒绝，当时他感到非常失望。普朗博士是约瑟夫的中学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自己很快就参了军。像其他同学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宣战之后，未满17岁的约瑟夫立即报名当志愿兵上尉军医只看了一眼他那瘦弱的身体和残废的腿，连起码的体检都没给他做就拒绝了他。真是悲剧性的开始，就像学生时代和同学们一起出现在舞会上总受冷遇一样，这一回军队又把他拒之门外。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进小屋里，像孩子一样哭了。他一整天都没出来吃饭，两天不说一句话。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反应，真的痛苦难受和受到伤害的虚荣与一点装模作样和做戏给人看（约瑟夫的特长之一）交织在一起。毕竟这事使这样一个聪明人几乎无法接受，因为他很自负他是“能当兵的”。
很清楚，约瑟夫·戈培尔从未跟随他两个哥哥上前线，就是在战争后期上尉军医的体检要求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他也没能上前线而那时他的同龄人有的却早已埋在佛兰德的土地上，有的蹲在法兰西的战壕里。与那些因战争去服役而耽误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留在家乡的这个年轻人得到了很大好处。戈培尔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他一生都忍受了这一折磨，并用他自己的方式补偿了未能服役的缺憾。在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出了有目共睹的勇气。他也寻找过这样的机会，在取得政权前的“萨勒战役”中，在最后的战争年月的枪林弹雨中，他以特殊的偏好方式和辛辣言辞批评了陆军元帅和将军们。
约瑟夫的父母曾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天才勤奋的儿子身着神父圣衣。高级教士默伦80岁时，当谈到高年级学生戈培尔的宗教课的成绩时，还在极力称赞他。在学校的最后几年里，约瑟夫是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的毕业成绩堪称典范、十全十美。他理所当然地被免去口试，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荣誉
他的朋友普朗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当时普朗早已得到了提早毕业证书，正在家休探亲假。毕业典礼上，戈培尔的发言虽然“形式很完美”，但却“夸夸其谈”。校长送他的学生上路并与之告别时说：“戈培尔，你一生中会很有成就，但是，无论你将来会干什么，却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戈培尔学生时代对他父母最热衷的愿望没有反感，而且真诚地想成为一名神父。在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地区，长大的孩子对教堂的辉煌华丽和神父的威严权力有着深深的印记。身穿神父圣衣主持神圣的弥撒、在圣诞节列行仪式上受到人群的赞赏注视、被虔诚的忏悔者称作“圣下”，这一切都曾是这个敏感好胜的男孩子最初的理想。他曾梦想有朝一日端坐在科隆大主教的圣殿里，穿着红衣主教的长袍，赐给恭顺地跪在他面前的人们以幸福。可是，当约瑟夫·戈培尔1917年复活节通过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去波恩报名上大学时，他未能注册上神学院，而是接连上了八个别的大学，他学习文学史，此时他深信他有资格将来成为一流的作家。同一时期的信函使人感到像是文体练习，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1921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这部著作。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和《孤客》，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中，他的命运也不佳。1914年前后，身为帝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总编辑，特奥多尔·沃尔夫早就名闻遐迩。1898年他已经到柏林日报社工作，而在此期间他曾和他人共同创办了《自由论坛》，这家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生活的，而不是如皇上所猜疑的左派的聚集地。当时，戈培尔崇拜沃尔夫超过了所有人。沃尔夫是野心勃勃的戈培尔的榜样。戈培尔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随便寄给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地”将它们寄给了全国最能干的报界人士——沃尔夫戈培尔徒劳地寄送了整整50篇文章，尽管其中不乏足以被《柏林日报》采用的佳作，但无一被中选。而戈培尔，一再碰壁，却仍然向万能的沃尔夫谋求一个编辑的位置，遭到了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