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在电影放映前对下属们说：先生们“百年之后，将上演描写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的战争时代的影片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自己选择在这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英勇战斗，那么我保证这将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百年之后，当你们出现在银幕上，你们将赢得观众的掌声还是被人唾弃，这完全取决于你们现在的努力。”
这是宣传部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泽姆勒也参加了。有近50名部门负责人出席泽姆勒说戈培尔离开会场时面色苍白，两眼发光他的那些听众一时不知道是该大笑还是该诅咒。第二天，泽姆勒让妻子和孩子搭乘了最后一辆去南部的公车，他把日记本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几天之后，又有一家人转移了，戈培尔那近80高龄的老母还住在柏林她女儿玛丽娅家里。由于一月份刚出生的孩子，再加之玛丽娅的丈夫金米希手上有烧伤，所以转移的事情一拖再拖。当局势的发展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柏林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戈培尔的老母只能在她女儿的搀扶下徒步离开这座燃烧的城市。他们为快满三个月的孩子找来一辆小推车，金米希一只手吊着绷带，一只手推车。
4月19日，希特勒生日的前夜，戈培尔发表了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力图使用一种充满希望的声音，从他的用词当中，人们几乎可以猜到戈培尔打算效忠元首而死。
我们看到，战争进行到今天，或许所有仇恨我们的破坏力量都完全从西、南、东和东南方涌来，他们要冲破我们的防线，置我们的帝国于死地。在这一时刻，像1933年以来的每年一样，在4月20日的前夜，我又来到人民面前，讲述元首的业绩。往年的这个时候，虽说有幸福有困难，但都从未像今天这样，形势如此严峻。德国人民必须起来保护自己的生活，保卫自己受到严重威胁的帝国。
今天不是像往常元首过生日一样说些老生常谈的客套话或向他表示一般性祝福的时候。今天我们谈的要更多一些。要谈一个对元首和人民来说都需要谈的事。我跟随元首有20多年，从他本人及他事业的开始一直到他取得政权，我都在他身边并尽了我所有的力量，与元首荣辱与共。20年来我们取得过前所未有过的胜利，也遭受过最惨痛的打击。从1939年到今天，我一直与他共同度过。现在，命运向他和他的人民提出最后、最严峻的考验，我仍站在他身边，我要向他和他的人民献上胜利的花环，我坚信会是这样的时代。我只能说，在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代，我们的元首是时代唯一的代表。如果说德国依旧存在，如果说欧洲和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没有完全坠入我们面临的深渊——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元首。
我们的敌人称元首的士兵是践踏欧洲国家的侵略者。然而，元首的士兵所到之处，出现的是富裕、幸福、安宁、秩序，稳定的关系和大量就业，从而产生的是一种尊重人性的生活。我们的敌人称他们的士兵是来到这些国家的解放者，可他们的所到之处，出现的是贫穷和痛苦，社会混乱，百业停顿，毁灭、失业、饥饿和大批人口死亡，所谓的自由所带来的只是一种即使在非洲最黑暗的地区都被称作不人道的苦难人生。这里有一幅轮廓清晰的建设蓝图这反对犹大—财阀——布尔什维克破坏世界的誓言，只要有合适的时令，这张蓝图对我们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所有人都将是切实可行的，有益于人类和各民族的，具有积极意义和未来眼光。这里有一个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抵抗那些破坏世界的阴谋者所结成的敌对联盟欧洲曾在两者之间进行过一次选择，它选择了无政府混乱的一方，今天它必须为此付出百万倍的沉重代价。它现在马上又要对自己的未来做抉择。这是生死攸关之举……
纳粹首都的最后包围及苏军对所有交通要道的封锁都已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想离开柏林的人也不能再犹豫了。戈林草草告别之后便离开地下暗堡，很快在通往上萨尔茨堡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希姆莱去了霍恩申疗养院，里宾特洛甫在北面消失。希特勒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戈培尔没时间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柏林白天和晚上都遭受空袭，可他和他的下属们仍继续工作。他手下的人很少有开小差的。这期间，施佩尔已着手为战败后的时间做准备，并为德国人民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活基础他没有完全遵守希特勒和戈培尔下达的毁灭一切的命令。在这一点上他与汉堡的市长、汉堡纳粹党部书记卡尔·考夫曼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毫无疑问，这两个人，一位是部长，一位是地方党部书记，使德国人民避免了一场饥饿灾难，而希特勒所预言的正是这样一场饥饿的结局。